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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知识案例-社会治理视野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研究
时间:2021-04-12 14:06:59

  法治和德治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不同逻辑形式,其价值具有内在统一性,单纯地依靠法治或德治则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入把握“法治”与“德治”的科学内涵,厘清“法治”和“德治”的关系,通过运用党的领导、健全法治体系、培养公民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以及营造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社会风尚等方式,充分发挥两者的功用,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从而解决当前社会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凝魂聚力。

  一、社会治理思想中法治与德治的科学内涵

  (一)社会治理的评价准绳:法治保障

  传统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中国所谓的“传统法治”,就是依靠法律条文来治理国家的“法治”理念,凸显了法律的刑罚功能。“法治”一词最早应该是在《晏子春秋》中,“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传统“法治”思想主要以法家为代表,强调严刑峻法等国家暴力工具的使用,将“法”作为维护君主统治最有效的方式,其实质上是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的一种“人治”,与我们当今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法治内涵相差甚远。正如梁治平所言“法家所谓的‘法治’只在‘刑赏’二字[[[]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98.]]。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2.]]。法律首先要拥有超越任何专制权力的最高权威,这其中包括政府的广泛自由裁量权;其次,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由普通法院管理的国家普通法律;最后,权力是基于法院的实际判决,而非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文件之上的[[[]郭道晖.治国方略根本转变[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161.]]。可以看出,这里的“法治”概念,代表了与“人治”概念相对应的古典法治思想。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法治观的主体定位在于人民,贯彻的是“人民作主”原则。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再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其中,“法治化”就是坚持以法律规范作为社会治理的依据,彰显了法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法治作为一种基本准则和手段,对于保障公众合法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当前我国打造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依托和基础性保障。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也越来越强烈,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更加开放多元,但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立法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及时有效地回应群众关切。这就对法治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要加强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制建设,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法制的立改废释工作,研究出台更符合社会治理现实需求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从而做到社会治理有法可依、于法有据。二是要树立法治观念,依法依规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引导群众遇事、办事都主动依靠法律来解决的的良好社会氛围。三是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依法加强社区组织建设,以法治引领社区自治,依法保障居民对社区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让法治融入社区、扎根社区,从而形成权责明晰、依法自治、依法管理的社会治理全过程[[[]黄静.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D].重庆理工大学,2019,37.]]。这些法治新要求为全面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石:德治引领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传统儒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孕育和成熟,是中国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的重要内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德治思想的具体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其政治伦理体系是以“民本”理念为核心的。民为国之根基,民心向背对封建统治的稳固有重要影响。从《尚书》中的“民惟邦本”,《诗经》中的“宜民宜人”,孔子倡导“仁”,孟子提出“仁政”、“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到贾谊主张的“民为政本”,柳宗元提出的“吏为民役”,再到张居正的“知人安民”,清朝康熙皇帝提出的“以足民为首务”等等,这些传统德治思想都内蕴了重视人民的力量,察民情、重民意,爱民、忧民等思想[[[]艾丽娟.论习近平的德治[D].浙江师范大学,2019,12-13.]]。其次,在治理国家方面,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施“仁政”。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统治者要注重“内省修己”和“示范治人”,由此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表率作用。孟子反复强调“仁者无敌”,力劝国君行王道而非霸道。“王道”就是实施仁政理论与政策的要点在于保民、行德和服民心,强调国君德性的修养[[[]刘译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135-146.]]。最后,在对社会民众的教化上,要“为国以礼”,强调以道德伦理去感化教育百姓。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古代,“德”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德”的运行手段,两者是实与名的关系。相较于刑罚这种强硬的手段,孔子认为道德伦理更能起到教育和规训的作用。通过对民众的内心世界进行改造,使人知耻向善,从而达到社会安定的治理效果。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德治思想的核心是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正行,追求“圣人之治”,进而教化天下。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德治”实质上是基于人治基础上的道德教化与道德制裁,仍是一种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手段和一种控制民众的工具,其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和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和浓厚的人治色彩,这与现代意义上强调人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德治思想仍然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始终都重视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不断丰富和完善德治内涵,使其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需要。从江泽民率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到胡锦涛先后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建立起以德治政、以德治社和以德育人等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继续肯定了以德治国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了法治与德治的内在关系,指出要以法体现德,以德滋润法,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和地位进一步明确,德治的内涵也得到了新的拓展。与传统德治和政治的紧密联系不同,现代德治是主导人精神生活的价值准则,其新内涵就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和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协调作用,引导人民崇尚高尚的精神生活,提高自身修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有序进行。现代德治思想既吸收了传统德治文化精髓,又借鉴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建设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德治思想。

  社会转型需要价值引领,进一步发展的德治内涵主要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第一,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世理念作为价值旨归,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第二,强调德治的精髓要义,就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主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风尚、指导生活,将核心价值观作为是非曲直的评判标准和民主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04.]]。第三,指出德治的内在诉求是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发挥道德建设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第四,将法治作为德治的制度保障,坚持用法治体现道德观念,给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习近平德治观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超越传统德治思想,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努力维护和发展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二是坚持德法互济、协同共治,注重德治的法治化流转,主张道德转化为法律制度。习近平德治观的形成与完善对于解决我国社会治理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道德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为建设法治中国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提供了根本方向和行动指南。

  二、社会治理视野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必要性

  (一)法治与德治自身特性的内在要求

  1.单纯的法治或德治自身具有局限性

  “德治”与“法治”各有其“能”的独特作用,也有各自“不能”的天然缺陷[[[]王淑芹,刘畅.德治与法治:何种关系[J].伦理学研究,2014(05):64-68.]]。首先,法律的缺陷一方面由于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一方面由于其形式结构中固有的刚性因素,还有一方面则源于与其控制功能的局限性[[[]埃加德.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9,376.]]。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则的滞后性。当今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总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法律想要规范和处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就需要立法和司法机关不断地对法律进行制定、修改和解释。而这个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它需要复杂且谨慎的研究才有可能最终形成。二是法律的涵盖范围有限。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参与其中。法律只是社会调适方法之一,规定的都是对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或者侵犯个体基本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的领域,对于那些生活中不文明或者不构成违法的行为和现象就无法涵盖到。

  其次,德治是通过发挥道德的功能和作用,荡涤心灵、教化民心,从根源上引导人民积极向善,进而实现社会秩序的自觉维护。在这个过程中容易产生以下问题:一是德治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当今,我国社会发展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得更加开放多元,使得人们在道德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对于同一问题的性质判断人们可能得出各种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因此缺乏客观的、统一评价标准的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力逐渐弱化。二是德治缺乏强制性。德治主要通过教育引导、社会习俗、文化信仰、舆论监督等方式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节和约束。这种约束方式在过去的“熟人社会”可能更加有效,但是现在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更多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匿名交往,违反道德的社会成本变得越来越低,德治所具有的约束与监督能力也不断减弱。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治和德治在社会治理中都有各自的优势,但是单纯地依靠德治或法治则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可以弥补自身的不足来实现互补,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才能更好地发挥二者的功用,从而实现社会的综合治理。

  2.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关系

  首先,法治与德治在内容上是有重叠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法治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规范、指导人们的行为,德治则是通过道德建设来引导、教育人们的行为。虽然两者的治域范围不同,但二者所规范的内容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是社会公德的固化和外化,它作为社会行为的底线,在规范人的社会行为时具有强制力,起着他律的作用。而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作为更高的行为标准,像看不见的软性法律在人的内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起着自律的作用。可以看出,法律和道德并行不悖,两者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作用是互补的,并且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关系,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现象具有丰富的法律意义,法也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亦即法律的道德性。因为法律的制定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国家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因此法律规范的内容必定与社会道德、习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很多法律条文的形成都是社会道德、民俗习惯的升华,而且道德的法律化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范进学.法律与道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5.]]。道德的法律化是指,在法律的立改释过程中,将社会生活中那些必须遵守的、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基本道德原则,赋予法律制度的强制力量。这种将道德法律化的方式是法律制定的重要来源。同时,每一个社会人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规范和支配,因而法治与德治之间呈现双维交叉的关系[[[]田文利.道德与法律之和谐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三维解读[J].道德与文明,2015(05):17-22.]]。

  其次,法治与德治在实施的过程中相互促进。一方面,道德是法律重要的思想来源。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基本原则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法律体系之中。因此法律的制定就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只有合乎伦理道德的法律才能凝聚人心,得到人们的真诚拥护和自觉遵守,从而使法治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所追求的“良法善治”。另一方面,法治是德治的保障,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社会德治的有效发挥。因为德治自身存在不确定性和软弱性的局限,在处理某些社会事务时经常显得力不从心。这时就需要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法律来做道德最后的防线,保障德治的有效贯彻和实施。总的来说,法治和德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在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都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在运作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各自更为擅长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是一个社会治理中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二)对于解决我国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具有现实意义

  1.价值困境:价值理性缺失与价值观多元化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出现了“效率至上”的工具性理念,社会阶层分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加剧。现实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放弃了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群体中的个人处于一种易于接受思想暗示与传染的状态,变得盲目跟风崇拜,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行为约束。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歪曲,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会变得异常的狂暴并得以非常迅速地传播。在简单而极端的感情驱使下,群体异常的偏执,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这些价值理性层面的缺失都会最终导致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出现。其次,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使社会变得更加包容,人们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开放,利益主体也越来越多元。过去有许多观点和文化被认为是非主流的,是被排斥甚至是批判的,而现在追求个性和价值多元使得这些标准和是非对错的边界线变得模糊起来,甚至有些领域出现了治理的真空地带,法律道德的底线受到了挑衅[[[]王扬.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困境、对策[J].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18(02).]]。多元化的价值观既增加了社会的活跃度,同时也增加了发生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如何正确融合法治和德治手段,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积极良好的价值观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

  2.制度困境:制度缺位与制度失灵

  首先,规范治理权利和边界的制度缺位。社会治理的实质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等多元主体之前的合作与互动,这就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公共机构和社会行动者只要得到了公众的认可,都有可能成为某项事务的权力或话语中心。现代社会结构呈现“功能式分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政府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参与进各种社会活动中来,这时,就有越来越多的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承担起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尤其在某些突发的公共事故或群体性事件上,政府一时无法满足受灾群体的所有需求,私人部门和社会团体就会作为“涌现的组织”主动参与进来满足受灾群体的需求[[[]Gerry Stoker.Governance As Theory:Five Propositions[M].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8,50(155):17-28.]]。这种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精神催生出的“自组织”,虽然对社会的维稳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但由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利界限与责任模糊不清,在实践过程中常常会事倍功半。比如日常生活中政府习惯性的大包大揽,“越位”、“插手”现象频频发生,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低等等,都体现出了规范治理权利和边界的制度存在缺位。

  其次,虚拟社会的管理过程中常常出现制度失灵的问题。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人际交流与信息传递呈现出影响范围广、流动速度快等特点。网络社会鱼龙混杂,加之我国法治资源有限,对于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规范,这就使得许多网民“在违法的边缘疯狂试探”,各种谣言肆意、网络暴力频发,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制度缺位与制度失灵,都说明了只依靠制度是无法实现良性的社会治理格局,我们必须利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手段,全方位综合引导和规制社会群体的行动,明晰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权利和权利边界,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化,从而解决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制度困境。

  3.环境困境:社会风险叠加共生和社会主要矛盾改变

  当前的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虽然人口、环境、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治理减轻了传统危害,却使社会中各要素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从而更易产生具有“蝴蝶效应”的系统性风险。例如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等产生的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影响,都会成指数式地在社会群体中扩散,社会矛盾相较以往也更容易被激化。同时,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着转型,其中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正同步推进,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郑杭生,洪大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在这一过程中,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机制、整合机制趋于解体,而新的体系与机制尚未完善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诱发和加剧了一些以前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新风险。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的社会治理如果仅凭法治,需要付出巨额的监督与执行成本,而依靠个体自觉的道德又难以控制,缺乏统一标准和强制力。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个风险叠加、共生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运用综合的手段进行治理。

  其次,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全局性、历史性的角度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化解这一社会矛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一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德治与法治的本身就是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必备要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之中既包含了对道德的需要也包含了对法律的需要,人们所向往的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同时也是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二是要改革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里的“不平衡”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包括民主法治、法治中国建设等不充分,其中道德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法律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所以德治和法治也是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之一[[[]王晓宁.新时代“德法共治”研究[D].北方工业大学,2019,24.]]。因此需要法治与德治两种治理方式相结合,协力化解社会矛盾,保证国家全面协调充分地发展,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社会治理视野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实现路径

  (一)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对德法共治的领导作用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政治生态则是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风向标。因此,社会治理要特别强调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又是时代内涵的价值坐标。如果党员领导干部只讲德治不讲法治,就会把治理方式演变成“人治”;如果党员领导干部只讲法治不讲德治,就可能会产生“恶法”,造成“恶政”或“懒政”,所以要重点关注党员领导干部在推动德法共治中的领导作用。首先,“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实现需要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任用和工作考核,既要注重其是否遵纪守法,也要兼顾其道德水平,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将“政德”的考察作为第一选拔标准[[[]习近平.习近平谈依法治国,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17.]]。党员干部作为道德建设的示范者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为官、勤勤恳恳为政、慎言慎行为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决定了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平,只有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的党员干部才能做到勤政爱民、公正廉洁。

  其次,打铁还需自身硬。近年来有越来越多规范党内政治纪律的准则出台,过去为官做事中无形的道德标尺,逐渐上升为党纪国法的有形戒尺。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每一位党政干部在构建“基本知识体系”过程时,不仅要重视自身思想道德建设,还要通过定期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治纪律来增强法治素养,使自己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尺寸之功。尤其要紧盯法治队伍和法律工作者的政治德性与法治素养的培养,以管住“思想”来管住“双手”,使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不再有任何空间。最后,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必须要抓住“关键少数”,发挥“头雁效应”。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各项权利的关键少数,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头雁”,除了要有专业的职业素质,高尚的道德修养也必不可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守住道德底线、不碰法律“红线”,从而带动普通群众形成“头雁效应”,共同营造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

  (二)构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法治体系

  当今社会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风险积聚凸显,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需要在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都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首先,要加强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制建设。各项法律自身的性质将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对德法共治理念的认同和践行,我们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问题,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立法的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用具体的规章制度承载德法共治理念,从源头上减少或避免合乎法定程序但与善性相悖的立法的产生,使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反映社会主流价值。同时要注重利用法治和德治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通过法律上的过滤、选择程序将一些社会最底线性的、普遍认同的道德法律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不是道德与法律功能上的简单互补,更强调道德对法理念、法灵魂的价值统摄性。这样不仅能使法律的强制力强化道德的作用,而且使得法律法规更多体现人文关怀和道德理念,进而实现法律与道德同频共振的社会善治。

  其次,在构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法治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要以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资源和力量。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德法兼治文化,又要落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治国理政实践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蕴含以德治国的本质,又体现依法治国的精神,是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在价值观领域相融合的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因此,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法治建设全过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载体来凝心聚力,让每一项立法都反映人民的意志,体现道德的要求和精神,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最后,“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法律运行每个环节和整个过程的监督,落实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努力使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各级执法机关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应注意执法有温度,通过加强对群众全方位的宣传和耐心细致的道德教育,化解执法工作中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将人性化执法与规范化执法完美结合,由以罚立威向以德教化转变。

  (三)培养人民群众的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

  社会治理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重新树立“社会本位”和治理理念,以社会本位为原则,注重培育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从“管理”到“治理”,意味着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想要实现某个目标需要政府与民间协同发力。恩格斯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共中央翻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可以看出,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新生主力军,是新时代进一步推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都是由每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在激发个人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个人的自觉性、积极性、能动性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公民个人道德和法治意识的培养,增强个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使其心中既充满道德又敬仰法律,自觉有序地加入到社会治理的实践中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提升全民族的法治素养与道德素质”的要求。这要求公民既要有诚实守信、团结友善等方面的道德品质,也要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方面的法律价值观,并能够将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提升全民族的法治素养与道德素质,就要注重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首先,社会责任意识不能只讲道德责任,还要讲法律责任,它是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统一,是营造全社会讲法治、守道德的社会氛围的个人思想基础。其次,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强调要重视培养公民的规则意识,现代民主和法治国家的运行离不开规则机制的建立和规则意识的培养。公民规则意识的有无和强弱是考量社会政治形态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一个社会的民主法治是否成熟的标准[[[]董敏志.论公民精神与民主政治[J].探索与争鸣,2007(12):19-12.]]。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既不会存在片面的泛道德化思维,也不会产生法律万能主义的片面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规则意识是公民法治素养与道德素质相统一的桥梁,通过重点强化公民的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可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进而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促进社会现代化发展。

  (四)营造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社会风尚

  良好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以及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都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发挥社会舆论的宣传作用和教育的引导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素养和道德品质,从而为德治与法治的结合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首先,要充分发挥舆论的宣传作用。一方面在宣传内容上,不仅要包含法律制度、规则,更要包含法治意识、法律精神,具体而言就是要包含“法律主治精神”、“人民主治精神”、“平等之治精神”、以及法律自律意识、信仰意识等内容。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深入持久地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向上向善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宣传方式上,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微博、微信等各种媒体、媒介进行思想道德和法律教育,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促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融入人们的思想之中,使崇德守法逐渐成为人们的情感认同与行为习惯。同时要发挥党对舆论正确的领导作用,利用好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在宣传的过程中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扩大宣传内容的覆盖面,从而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促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理念的时代化、大众化发展,为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其次,要重视发挥教育的引导作用。通过将家庭培养、学校教育和社会影响三个层面的结合,实现各个领域教育间的密切配合与协调,从而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人们进行教育和引导。一要在家庭之中要形成优秀的家风家教。以往在道德培养中更多提到的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随着德治的发展,家庭美德在新时代背景下得到高度重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理念在每个家庭中生根发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21.

  ]]。二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相对于其他方式而言,学校的教育更加完整而系统,对青少年的影响也更加地深远。在学校的教育中,既要重视对我国优秀道德规范进行宣扬,也要对我国的法律常识和法治精神进行普及,加深学生们对道德与法律的理解;与此同时,除了课堂的系统教育,学校也可以开展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主题的宣传活动,通过系统教育推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深入青少年的内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行动。三是在社会教育过程中,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守法律的生活,使尊德守法逐渐成为人民内心真诚拥护的信仰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具体可以通过宣传各领域模范人物的事迹,发挥榜样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利用信息网络等大众传媒,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等大政方针政策进行宣导等等。与此同时,也要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将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之中,通过开展文化演出、播放电影电视剧和出版相关的专题读物等等,使人民群众融入其中,增强对德法共治理念的认同感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