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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模式-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公信力问题研究
时间:2021-04-16 13:26:07

  全面解决突发事件,是提升我国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契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暴露了政府工作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同时面临着困境和挑战。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检验着政府的执政水平,也加深了学术界对政府公信力问题的探索。本文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对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和理论基础进行了概述,分析了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找到公信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再借鉴国内SARS疫情、美国和日本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先进经验,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未来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选题背景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经济迅速增长,但配套机制的不健全,使得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频发。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程度。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会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全国陷入一片恐慌。如今,世界众多国家都未能幸免于难,欧美国家成为重灾区,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一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已经明确了是属于政府的管理范围,但疫情的急剧扩散又暴露了政府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不足之处。疫情在中国大范围肆虐,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巨大考验,政府对于疫情管控的实时动态,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将当前肺炎疫情下的政府公信力作为研究对象,对此具体的案例进行深度剖析,紧跟社会热点,题材新颖,还是非常必要的。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任何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爆发与扩散,对政府公信力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存在于中国,也是世界性的“大流感”难题。政府公信力的研究,一直作为二十一世纪社会各界和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尽管政府公信力的研究著作已经数不胜数,但是结合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案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著作尚未丰富。本论文结合现有的理论知识,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深层次解读,从理论角度对增强政府公信力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为政府开展抗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2.现实意义

  本论文的意义在于围绕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进行研究,客观、深入地理解政府公信力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领导的重要性。我们先分析当前疫情下政府公信力存在的问题,然后进行原因分析,并借鉴国内外应对突发事件的先进经验,得出对我国政府建设有用的启示。全文的重点内容是探索全面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途径,促进公众与政府之间建成信任关系。我国想要攻克疫情难关,有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本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因此以疫情事件为背景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文献综述

  1.国外文献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历史深远,并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十八世纪欧洲开始了启蒙运动,该运动全面阐述了有关政府起源的问题。不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两者都一致认为人民是所有权力的持有者,人民将权力交给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就要完全听从国家的指令。如果政府违反了契约规定的内容,必定会失信于民,最终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丢失。

  十九世纪无产阶级运动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不是与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政治合法性理论,阐述了政府和公众之间想要确立信任关系,就必须先让公众认可政府行为是正当合法的,这对我们研究提升政府公信力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

  1960年以后,《迈向新公共行政:明诺布鲁克的观点》的作者马瑞尼和《动荡时代的公共行政》的作者瓦尔多,二者作为新公共行政的代表,对公共行政进行了重新定义,也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要将公共要求和社会福利转向那些处于劣势的人,以实现人们对社会公平方面的要求[胡佳玉.公共危机处理情形下的政府公信力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新公共学派重视社会公平,认为社会公平对行政人员价值体系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种观点对提升政府公信力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信任危机。为了帮政府解决该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相继问世。奥斯本和盖布勒出版的《企业政府》认为,要坚持顾客导向,该观点认识到了公众的重要性,但仍受到较多质疑。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政府的服务对象是公民而不是顾客”。二者理论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坚持以公众为中心,提升公众满意度随之带来的是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这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领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和突破探索。

  2.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关于政府公信力问题的研究,还处于探索建设的阶段中。这一点无法与已经拥有丰富理论成果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刚进入二十一世纪,政府工作就迎来了一系列的突发事件难题。在无法妥善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公众不再信任政府部门,从而引发失信问题。学术界开始重视对政府公信力方面的探索,从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开始。

  十九大会议提出了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要求,让专家学者的公信力研究都有了明确的方向。具体来说,我国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政府公信力的内涵界定

  当前,我国的学者对公信力含义研究分为三类。

  第一类,一些学者认为公众主导政府公信力,政府是否有公信力取决于公众的评价。绉东升认为政府公信力一方面涵盖了民众对政府全面形象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公众对政府行为的认知和支持[邹东升.地方政府行政诚信检视:传统、失范与重构[J].江西社会科学,2005(8).]。第二类,部分学者认为,政府通过自身行为获得公众认可的能力,称为政府公信力。龚培兴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据自身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度[龚培兴,陈洪生.政府公信力:理念、行为与效率的研究视角——以“非典型性肺炎”防治为例[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3).]。第三类,从公众和政府的双重角度出发,认为政府公信力产生于二者交流互动中。唐铁汉认为,政府对公众的影响和号召形成公信力,与此同时,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也会影响公信力强弱。即政府公信力=公众满意度×政府行政能力[唐铁汉.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05(3).

  ]。

  (2)政府公信力的评判标准

  在对政府公信力概念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我国的学者更进一步研究了什么是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比如,张俊东则从体制、管理、实力绩效三个维度出发,设计出一套评价政府公信力的标准体系,包括决策机制、责任机制和行政公开机制的优劣,管理的规范与高效,以及政府的实力与绩效等[张俊东.地方政府公信力评估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4.]。而学者薄贵利的研究更加地细致、具体,他将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分成了人道、民主、法治、科学、廉洁、文明、服务、效能、改革和创新十大方面[薄贵利.十大因素影响政府公信力[N].人民日报,2008,11(5).]。

  通过对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总结,我们可以发现,二十一世纪初期,学术界在政府公信力研究方面,收获了许多成果,为政府提高自身行为效能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但还是比较缺乏政府公信力的实践研究。除此之外,对政府公信力研究的视角比较,在以后的学术创作中应加入多视角进行思考。因此,注重理论结合实际、引入多种视角进行研究,是我国在公信力研究领域的主要方向。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以新冠肺炎疫情这次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为研究背景,首先对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和理论基础进行了概述,然后分析了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再在此基础上找到公信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最后提出我国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构建途径。

  2.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主要通过搜索网络资源、查阅图书馆、阅读相关著作和期刊,总结归纳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持。

  (2)案例研究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值水深火热之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重大。政府对本次疫情的治理能力,时刻影响政府自身的形象和公众的信任程度。本文将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结合起来,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府执政能力进行深入剖析,从而认清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提升政府公信力。

  (3)比较研究法

  本文分别采用纵向研究法和横向研究法。纵向研究法:SARS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属于国内重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都有很强的传染性,二者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将借鉴抗击SARS疫情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政府提供建议。横向研究法: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处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系统都比较完备,对我国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机制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为政府提升公信力创造了契机。本文将借鉴美国、日本两国的应急预警系统、传染病防治系统,为我国政府提供范例。

  (五)创新之处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于我国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时期,而且疫情呈现出全球蔓延的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作为世界性时事热点的新冠肺炎疫情与政府公信力结合起来研究,阐明了在公共危机下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途径。第二,本论文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创新,是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下展开写作的,使本文更加贴合现实情况,希望可以给我国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公信力的增强提供参考价值。

  二、新冠肺炎疫情与政府公信力概述

  (一)新冠肺炎疫情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新冠肺炎病毒最早发现于2019年12月,当时被定义为“不明原因肺炎”,还未能引起社会各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2020年1月23日,武汉下令全面封城,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趋势明显,疫情防控由武汉走向全国。2月25日,我国国内疫情开始向好的趋势发展,而新冠肺炎疫情拉响了全球警报,多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呈喷井式增长。我国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艰难全国抗疫阶段,在3月10日迎来了转折点,湖北陆续复工复产,恢复秩序;国际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不断蔓延大欧美国家,已具备“大流行”趋势。4月7日,武汉正式解封通道,恢复正常秩序的同时,并不等于解除抗疫。

  我国在总结经验和错误中摸索前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防疫攻坚战,成效显著,在国际卫生领域树立了成功抗疫的模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能力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我国的防疫工作仍在进行,国内本土的确诊病例的人数都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国际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境外输入病例成为了我国新增病例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无症状病例也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在未来的防控疫情阶段,要加强对入境人员的和本土病例的排查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扩散成为了影响全球经济的最不利因素,也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冲击。对群众而言,谣言扰乱人心,日常生活都受到了限制和影响;而对于我们政府而言,如何安定民心、稳定生产发展和加快经济秩序恢复,是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考验。疫情防控阶段中,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绩效是否满意,对这一时期的政府公信力影响深远。

  (二)政府公信力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1.政府公信力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公信力一词来源于英文中的“Accountability”,意指对某件事具有责任性、说明性和接受质询的义务[陶振.试论政府公信力的生成基础[J].学术交流,2012(2):1.]。在我国“公信力”是一个合成词,属于比较新的词语,《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工具书中都还没有进行比较准确的解释。我们可以对“公信力”这个合成词进行字面理解:“公”指公共、公众,就是概念发生的对象;“信”指信赖、信任,即对象所做出的动作;“力”指能力,就是对象信任的程度。综述,公信力就是公众对于人或组织的信任程度,人或组织也会努力去获得公众的信任。体现了人或组织与公众之间相互作用的信任关系。

  公信力的主体是多样的,在公共领域中,政府无疑是最重要的角色。政府“Government”从词根上来说是希腊文掌舵的意思,政府就像掌舵者一样[Frederick C.Mosher/A panel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74:Watergate:Implications for Responsible Government:A Special Report at the Request of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Presidential Campaign Activities.New York:Basic Books.],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政府与公众之间有多种关系,其中的信任关系就是通过公信力来描述的。我们可以对政府公信力下一个定义:政府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满意程度,而政府也具有努力去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这个定义。第一,政府公信力存在的前提是处于社会公共生活中,强调了其特定范围和公共性。第二,从政府与公民的双边角度去定义政府公信力,而不是只从主体或客体的某一角度去定义。第三,政府与公众之间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是动态而非静止的。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会激励政府通过公正、高效的途径去获取公众的信任;而政府配置社会资源、履行职责的能力,也影响着公众对其的满意程度。

  2.政府公信力的理论基础

  (1)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是由17、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霍布斯、卢梭等提出的,假设了政府与社会公众构成一种契约关系,公众作为契约一方根据约定纳税,而政府也根据约定提供优质的社会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就是签订契约双方都是独立主体并具有平等的地位,政府与公众、政府与社会的契约都应遵循这一核心价值。双方的公共活动都是基于契约而产生的,如果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社会管理也不能做到井然有序,那么就会被认为是违背契约。契约的核心是信用,所以政府也会被冠以不讲信用的评价,随即失去作为契约一方的资格。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履行政府职责,维护社会稳定、公平,已经成为公众判断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及其强弱的依据。

  (2)责任政府理论

  责任政府理论起源于英国,13世纪的《大宪章》的出现标志着英国民主社会初步形成,选民的意愿和要求真正被重视起来,进一步完善了选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宪章规定,当选民提出利益诉求时政府必须要有所回应,政府在执政过程中要及时的了解选民意愿,保障选民的权益,并以此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政府行为与选民意愿的融合,提升的是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由此可以看出,责任政府理论是研究政府公信力问题的切入点,也为提升政府公信力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指导。

  (3)新公共管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经济衰弱,要求西方各国政府组织及时做出相应改革与调整,促成了新公共管理时代的到来。以奥斯本和盖布勒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管理职能“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美]珍妮特·V·哈登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政府政策组织的职能是负责“掌舵”,而服务提供型组织的职能是“划桨”,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效率低下、机构臃肿的顽症,减少开支、提高效率。通过企业化的手段进行改革,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而是公共事务的最大推动者,这样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和促进政府公信力的塑造。

  (4)服务型政府理论

  我国关于服务型政府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来说比较成熟,政府也在实践中加大对服务型政府的探索和建设。有学者认为“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并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现着服务型职能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J].中国行政管理,2002(7).]。也有学者认为,它是“把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根本宗旨的政府”[张康之.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J].人文杂志,2001(3).

  ]。服务型政府是以公众为向导,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突出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政府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提升公信力的关键就是履行好自身的,其中服务公众、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就是政府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政府防疫工作取得的成效

  1.建立疫情防控监督问责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武汉市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因为渎职影响了疫情的及时处理,被相继问责。其他省市抗疫不力的官员也被处理,这给全国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都起到了“下马威”的警示作用。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中央纪委监察委指出,根据疫情防控实际,合理安排好纪检监察工作,持之以恒反腐,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各地方政府纪委积极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把工作落实到实处。我国建立的疫情监督问责机制,先对组织内部负责,再对公众负责,为打赢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攻坚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2.不断健全疫情防控信息发布联动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在发布信息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今年2月初,中国气象局与国家卫健委进健全了信息发布联动机制,农村地区的大喇叭、气象信息显示屏成为了防疫工作的主要工具,加上互联网、手机短信等风险提示和科普,信息得到了迅速传播和覆盖。哪怕是农村偏远地区、山区的人民,都能及时接收到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发布的信息及时、准确。此次的联动机制,将不断强化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实时发布疫情防控信息,并且为各级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气象局与其它部门共用信息发布渠道,使得防疫信息对社会公众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力争确保公众信息畅通。

  3.科学判断疫情发展形势,动态调整防疫措施

  疫情初期阶段1月-3月初,病毒蔓延速度较快,政府先对疫情重灾区采取了全面封锁、严格控制重点场所的封闭管理措施。举国分级防治疫情,停工停产停学,严格测量体温和严守道路关卡。3月中下旬开始,全国防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公共场所逐步开放,政府全面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复业。当前的防疫工作重心又进一步调整为“外放输入,内防反弹”我国坚持科学判断、精准施策,准确把握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新趋势,切实为公众提供了可靠的生命安全保障。经过持续高强度的疫情防控,当前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让我们战胜新冠肺炎病毒有了更多信心。但是,我们要认识到,防控疫情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因此,科学判断形势、及时调整政府工作步调,是当前的关键举措。

  (二)疫情下我国政府公信力存在的问题

  1.疫情前期,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准确

  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速度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政府信息能否及时、准确地公开,仍然是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武汉出现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时,政府能作出合理预警,建议公众少聚会多居家,新冠肺炎疫情还不会发展如此迅速。此外,公布有关疫情的信息应该更加详细,不单单是防护知识、防疫相关政策。事实上,公众想要了解的更多,公众还想获得更权威的、最新的、最准确的政府数据。要充分的保障公众知情权,帮助公众增加对疫情风险的了解,让更多的公众及时采取防范措施。信息披露不及时,政府行为都无法让公众确立信任基础,又何来的政府公信力呢?

  2.缺乏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我国当前人口分布集中、地域间交流频繁、易感人群不断增多,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我国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相对薄弱的环节。因此,如何应对这些突发事件,需要我们政府即刻解决。政府应对该类突发事件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主要原因还是政府职能部门认识定位不清。笼统地加强应急机制,导致工作重点不突出。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凸显自身职责的关键,就是建立起一套可行的、长效的应急机制。对照现有体制,我们遗憾地发现,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应对综合性突发事件以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3.新闻媒体报道失真

  21世纪是网络迅速传播的时代,当前疫情态势严重,网络谣言四起,加上媒体的失真报道,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也加大了政府防疫工作的难度。谣言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个特定情境下不断发酵,推动公众情绪不断高潮,甚至会引发网络性群体事件。新闻媒体本应该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却没能很好的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该任由谣言肆意发展,导致真相也会被掩盖。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吹哨人”李文亮等8人被公安局传唤和训诫,就是对媒体失真报道、政府管控媒体话语权最大的讽刺。政府通过媒体,有权去定夺所谓的谣言与真相,但是自身的公信力又不能让公众信任该言论,就造成了网络舆论不断激化,形成治理上的困境。

  4.政府下设的社会团体机构运行不规范

  新冠肺炎疫情在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湖北前线的每一个消息都牵动着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全国各地的捐赠物资都以红十字会作为归口单位的,然而物资的使用情况却不尽人意。湖北红十字会公布新冠肺炎捐赠物资使用说明,其中在抗疫前线的武汉协和医院只有3000个,此番引起舆论轩然大波。前线医疗物资严重紧缺,数次向社会各界发出救援;红十字会却不紧不慢,那它发放物资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早在之前,红十字会的工作不力、贪污腐败等问题就显现端倪,政府整顿力度一直不大。全国人民将物资集中到红十字会,期待政府部门能够充分发挥对社会救助团体运作的监督作用。而政府却没能达到公众预期的监督效果,这令政府形象大打折扣。

  5.公众缺少危机防范意识

  危机防范意识,就是面对紧急或困难情况是自身的应急和防范能力。关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危机防范意识,我们国家还没有高度重视并引导公众培养该能力。没有危机意识就是最大的危机,春运期间人口大规模迁徙,携带病毒迅速蔓延。新冠肺炎疫情立刻席卷全国,部分公众却抱有侥幸心理,擅自聚会、不做任何防护措施出门,把政府的提醒当作耳边风。想要战胜任何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都需要政府与全社会共同出力,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好合作关系,才能奏效。

  6.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低

  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攻坚战里,医疗卫生行业无疑站在了抗争的最前线。从2003年SARS疫情结束后,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医疗体制改革。我国当前医疗卫生服务现状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不相适应,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基本需求,该问题亟待解决。各地区之间的医疗资源不平衡,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地区分配不均,医疗器械设备、防护物资的供给不足都严重影响了治疗进度。这直接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制不健全,提供的医疗服务效率低下,医疗卫生工作得不到群众认可,政府作出的承诺缺乏力度,公信力自然下降。

  (三)疫情下我国政府公信力不足的原因

  1.政府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范意识不强

  政府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始终占据着主导控制地位。之所以造成政府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时,究其原因就是政府部门防范意识差,疫情扩散前期没有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如果政府在第一时间能够积极正面回应,则有助于公信力的提升。种种迹象表明,有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在前期试图掩盖疫情,这些举措随着疫情的推移愈发证明其错误。政府职能部门及相关领导没能在第一时间公开工作动态,作出统一部署,让疫情往不可控方向发展,政府自身形象也受到了损害。

  2.政府没有成立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专门机构

  新冠肺炎疫情来临时,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卫生部负责组织、协调应急处理工作,并且也成立了防疫工作应急指挥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疫情造成的损害。但是,就履行自身职能情况来说,政府还需设置专门从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管理机构。有专门从事预警和评估公共卫生风险的专业人员,接受过正规专业训练,肯定具备风险应急能力。他们作为风险信息最早获得者,能够及时处理应对,再降低风险可能性。与此同时,专门机构可以扩大对传染疾病的监控范围,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控和治理,工作能力自然比紧急成立的工作小组更全面。我国要想建立专门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发达国家在此方面颇有建树。

  3.媒体公信力的丧失与话语权的削弱

  新闻媒体一度被认为是“业界的良心”,如果政府权力过大,占领了媒体的言语权,那么新闻媒体就不足以在公众中承担起辟谣的任务。随着大量新冠肺炎疫情的事实暴露在公众面前,政府部门利用自身权威,加强对新闻媒体报道的管控,减少报道篇幅。这反而让谣言越积越多,还会生成“政府救治不力”的言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就是第三方媒体,一旦桥梁无法提供真实有效的沟通,就造成二者之间关系恶化,陷入信任危机。最终结果是,政府工作人员一直在一线奔波奋斗,哪怕治理效果再好、故事再感人,都难以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如何打造新闻媒体的话语权,重新获得社会公众认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4.政府对社会团体的监督机制尚待完善

  武汉红十字会因口罩捐赠、捐款明细等事件被推上风口浪尖,外界质疑其是如何运作的,这个被公众称赞的社会救助团体丑闻屡见不鲜。更令人愤怒的是,红十字会掂量不清国家大局和部门利益之间的轻重。地方政府对红十字会的监督力度不够,才让其钻了调配物资的漏洞。漏洞越放越大,拖到抗击疫情生死攸关的时刻,危及到了人民生命安全。这让我们不禁思考:政府对社会团体慈善行为的监管是否规范,如何利用社会力量发挥作用,政府能否给公众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树立政府公信力与社会威望,都需要逐步在实践中检验。

  5.政府未加强公众危机意识的培养

  总体来说,我国的公众危机意识还是比较淡薄的。由于缺乏危机意识,突发事件来临时,公众极度恐慌,导致社会局面失控,政府工作贯彻执行难度加大。我们在进行政府管理活动时,还未形成敏感的危机意识。不仅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公众也要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我国应该强化危机教育工作,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思想方面要进行危机意识强化教育,实践方面要加强危机防范演练,理论结合到具体实践中去。危机意识是社会共有的价值观,政府和公众要形成良性互动,建立信任关系,在各种灾难发生时,才能防范于未然。

  6.我国现阶段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供给不均匀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又直接把我国的医疗服务推到了舆论的交锋点。我国医疗配置资源医疗机构之间、地域之间差异大。我们政府要满足的是全体人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努力在卫生水平方面做到公平公正。医疗一直作为民生关注的重大社会热点问题,关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政府作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导者,着力解决民生关注的难题,让公民真切感受到医疗水平带来的改变,从心里真正认可和肯定政府工作,增强政府公信力。因此,将医疗机构发展纳入重点规划,着力解决医疗服务水平供给不均匀问题,是政府工作的重点议题。

  四、国内外经验及启示

  (一)我国SARS时期政府公信力重塑的经验:积极引导舆论

  SARS疫情后期,随着政府的重视和媒体界的发声,报道趋向客观、公正,也对疫情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滚动式的报道。舆论风向逐渐正常,涉及到了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报道,充分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公众心里压力逐渐消退,放下对政府工作的质疑,将注意力集中到了SARS疫情发展动态上。政府积极引导舆论,利用第三方力量维护社会稳定秩序,向公众传递正面信息,发挥了横跨在政府和人民间良好沟通桥梁的作用。

  (二)美国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政府公信力提升的经验

  1.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

  美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在当今信息公开制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政府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强调信息预警的透明化,政府有义务向公众传递政府发布的真实消息,同样公众也有权利去查询信息。除此之外,美国政府的预警会议也会对公民开放,美国政府关于信息预警的会议记录都要完整保存下来,方便查找。美国政府明确规定,无论突发事件的影响力如何,都会用法律明文规定公众对危机事件具有知情权。

  2.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信息预警机制

  美国拥有高度发达的信息管理系统,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信息预警机制。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美国C D C的任务是获取可靠的公共卫生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也为人群疾病预防提供服务。[邹玲,任建萍.国外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及其启示[J]. 廖州师范学院学报(医学版),2006(05).]美国C D C覆盖了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危机种类,可以在危机事件发生时立刻做出迅速反应,大大加快了传染病监测、防治信息交流的速度。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美国CDC提前进行预警,及时调整所有防疫物资,以应对存在的风险。

  (三)日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政府公信力提升的经验

  1.完善的传染病防治体系

  日本具有完善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形成了传染病监测的网络系统,可以实时播报传染病动态,及时将传染病扼杀在萌芽期,是世界传染病防治领域的领头羊。其日本的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由固定点监察和传染病机构监测两部分组成。东京作为日本首都,自然是传染病监测系统的中心地带。东京要求持有合格营业执照的医师都必须向保健所定期汇报疾病是否存在,然后由保健所向东京传染病监测中心汇报,形成层级递进监测的系统网。日本的传染病防治体系主要工作职能是提供卫生检测、调查研究、卫生指导以及公共卫生信息的分析。长期的传染病防治实践,让日本建立起了高度完备的体系,能够有效应对大规模传染病的扩散。

  2.公共突发事件危机意识强

  日本时常经历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这样就使日本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研究比较全面和深入。面对比较严重的公共突发事件时,日本公众都积极配合,形成了政府与公众的社会良性互动,这令日本政府灵活应对公共突发事件,保证工作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在法律法规体系完备的同时,日本政府在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加强对公民危机意识的培养,使得在应对危机事件中,日本政府公信力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四)国内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强化信息公开、透明

  信息的公开、透明化一直是我国政府所倡导的理念,实际上工作中还是存在许多问题。政府持有的信息和数据都不能被外界知道,公众对政府产生了误解,便不再信任政府。政府处理突发事件时,不能自圆其说,无法保障公众知情权,导致工作受阻。发达国家在信息公开制度方面一直是领先于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发达国家信息的理念和制度,才能重塑我国政府公信力。

  2.建立信息预警系统

  美国政府已形成完备的信息管理系统,表现形式为三级预警系统分级递增:地方——州——中央,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面前能自如应对。而我国政府虽然成立有应急管理部,在突发事件到来时,才会出台相应的应急预案,时间紧任务重。没有建立专门的应对机构,不能在第一时间做出预警和反应,导致突发事件影响范围扩大。因此,可以借鉴美国建立信息预警系统的经验,把事件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3.建立防治传染病的体系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把传染病单独独立出来,并为其建立一套完整的防治体系。传染病具有不能被治愈、只能提前预防的特殊性,需要向社会公众大面积普及传染病相关知识教育。日本的危机意识向来遥遥领先,我们可以借鉴其传染病防治系统的思路,完善传染病防治的相关法律体系,在全国范围内设置重点城市的传染病监测点,健全社会各界联合预警,增强政府责任意识,树立政府权威。

  4.加强对舆论的引导

  新闻媒体作为重要的舆论组织,政府要善于利用其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缓解公众心理情绪。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肆虐面前,要满足公众渴望得到权威消息的心理,及时对事件进行详尽、客观和真实的报道,尊重新闻的规律——以事实为依据。同时,政府要引导媒体坚持自己的客观性报道原则,不能因为迎合一时的民众需求,就去引导不正确的舆论风向。

  5.重视公众参与的力量

  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需要启动哪些方案,采取哪些措施,如果能在第一时间向公众表达清楚,公众也会抱着全力配合的心态与政府沟通,问题也会随之迎刃而解。政府发挥主导力量管控事件的同时,公众的参与也会增强与政府的沟通,增进对政府的信任。政府需要民众对其工作进行评价、监督;公众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引导、管理。公民与政府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

  五、加强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途径

  (一)加强突发事件中的政务公开透明度

  建设信息公开、透明政府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人民授予行使的,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将信息公布于众,供公众及时了解掌握和监督。首先要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公众可以利用网络查询政府工作的动态。及时将突发事件最准确的数据公之于众,使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越来越高,有利于政府及其部门人员的工作效率提高,杜绝政府的内部腐败问题,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

  其次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网络的出现提供了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捷径。政府可利用网络化的方式寻求公众的观点和看法,公众可以利用网络发表个人观点,畅通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渠道。如此一来,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来,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公众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政府信任度在公众中得到了极大提升,政府公信力也随之上升。

  (二)完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

  政府不能等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爆发了之后,才去做相关事件的应急和处理,应该要提前完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系统,做到“防患于未然”。

  1.成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系统

  政府建立完善的突发事件预警系统,加强对危机事件的处理能力。如果设有专门从事预警管理的机构,尽早发现信息和协调信息,加上全社会和公众参与的力量,就能较好起到综合协调的作用,甚至将突发事件的危害降到最低。建立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机制,实时跟进,在事件还未蔓延时就扼杀在摇篮里;即使危机出现,我们政府和公众也能携手从容应对。

  2.建立物资储存和供给机构

  结合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医疗器械、防护资源不足的情况,我国亟需建立专门的物资储存和供给机构。该机构的主要工作就是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根据风险评估等级,确定跟踪事件的力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直到确定问题不会反复出现。同时,我国政府也要对该机构进行财政投入,建立专项资金和储存专门物资,以应对不时之需。社会各界也可以自发捐赠物资到物资储存和供给机构中,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只要有效遏制和应对突发事件危机,公众就会保持对政府的信任,即提升政府公信力。

  (三)重建客观真实的媒体话语权

  想要重建客观真实的媒体话语权,一方面离不开主管部门的指导、监控,另一方面不要主管部门过多介入新闻报道。政府应明确管理新闻媒体的主要责任部门,而不是多个部门同时插手,造成报道的信息可信度低,影响政府公信力。政府可以对新闻媒体进行合理管制,为媒体机构提供更多的自由发展和运行空间。

  此次之外,政府应加强对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要求。新闻媒体机构和新闻工作者也要注重自身素质培养,恪守职业道德,培养社会责任感,力求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增强自身社会责任感。如果有无良媒体进行虚假新闻报道,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如此一来,媒体会更加注重话语权的使用规范。只要媒体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进行正面积极的报道,政府公信力就会随之提高。

  (四)规范政府下设社会团体的运行机制

  红十字会作为社会救援组织,存在的意义应该是帮助政府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麻烦,影响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除了要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条文,政府部门要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监督,要求其展开对自身工作的自查自纠,从而规范其行为。

  除了法律约束、政府的监督,还可以加强公众对社会团体监督的力度。在未来的发展中,政府可以多进行满意度调查,根据公众对社会团体的评价和满意度,再调整社会团体的监督运行机制。良好的社会团体属于社会自我调节力量,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有效进行自我调节,化解危机。

  (五)提高公众危机防范意识

  政府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提高公众的危机防范意识。危机意识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通过长久的学习积累才能将观念深入到每一个民众心里。政府应该全面普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基本知识,加强公民应对危机事件能力的培养,来提高民众的应变能力。我们要将这种危机意识置于政府宣传中,融入学校的教育中,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社区群体和个人中。

  当然,政府进行危机意识教育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还要通过实践演练来巩固加强。使公众掌握应对公共危机的技能,具体而言,一是安排学校定期展开急救的训练和演习,要确保这种演练的实效性;二是政府部门开展的应急培训要制度化,严格惩罚不实施这项应急培训制度的行为。政府要切实保障危机意识教育的执行,才能使公众形成牢固的危机意识,增强对政府工作的认可力度。

  (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要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就要继续坚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个长期发展的思路。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水平,主要是解决沿海和内陆、城乡之间、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卫生水平的差距。努力推动我国现阶段医疗卫生水平,紧跟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命质量。

  就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来说,医疗领域主要是完善三甲医院的医疗设备装备和人才队伍建设。一些重大传染病,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就对医疗器械设备提出了较高的配置要求。关键时期,政府也要注重调整对医护工作人员的待遇福利制度。切实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这项重大民生工程落实到实处,政府时刻与人民站在统一战线上,建立坚实的信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