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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相关方法-疫情期间父母控制对亲子冲突的影响
时间:2021-04-16 15:13:10

  父母控制是父母教养行为的一种成分,可分为父母心理控制和父母行为控制。心理控制是指父母试图通过控制青少年的情绪情感,想法,观点和亲子关系来控制其行为,而行为控制是指父母通过监督,限制和建立家规等方式来控制青少年的行为。亲子冲突是指青少年与父母之间公开的行为对抗或对立,它表现为争论、争吵,甚至身体冲突等。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通过问卷星将327名疫情期间与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大学生作为被试,以Eva Pomerantz,Wang Qian等修订的中文版父母控制问卷、方晓义等编制的《亲子冲突问卷》为研究工具,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大学生进行问卷测查,收集父母控制、亲子冲突的相关数据。主要结论如下:

  1.疫情期间,父母对儿子的心理控制水平较高,对女儿的行为控制水平较高;父母控制与学生生源相关显著;父母控制与经济状况相关显著;父母控制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关显著;父母控制与父母职业相关显著;父母控制的年级差异不显著。

  2.疫情期间,性别与亲子冲突相关性显著;家庭经济状况与亲子冲突相关性显著;父母受教育程度与亲子冲突相关性显著;父母的职业与亲子冲突相关性显著。

  3.父母控制与亲子冲突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三个维度与亲子冲突呈现出正向影响,即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要求三维度;而另外两个维度,即内疚感和询问与亲子冲突不呈现正向影响关系。

  1.1父母控制

  1.1.1父母控制的概念和结构

  父母的教养行为对于子女发展的各方面都存在着影响,如认知、情感、行为以及社会能力的进展。(Barber&Harmon,2002)。当前有关于父母教养对子女发展所产生影响的研究分为两种取向,一是类型取向,另一个事成分取向。类型取向中最为典型的是Baumrind(1971)以及Maccoby与Martin(1983)的研究,Baumrind认为教养类型共有三类:权威型、专制型和放纵型;Maccoby则将教养类型分为四种:权威型、专制型、忽视型和放纵型。但是,在类型取向的研究中存在一项不足,即其无法区分开教养类型的内在成分(Barber&Harmon,2002)。因此,近几年研究者逐渐从类型取向转为成分取向,将研究重点放置于教养的不同成分上。

  父母控制的研究者对于子女发展过程中的两种起突出作用的教养成分进行了定义: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Barber,1994,1996)。父母的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指的是父母试图用控制子女的情绪情感、想法、观点意见和亲子关系这四方面来控制其行为。通过心理控制使得父母能够引起子女的内疚、收回关爱、无视子女情感以及对其子女表达进行限制等方式来管理并监督子女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发展。这些方式具有消极影响,通过这些方式更多地只能使得子女意识到自己没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因此反而会妨碍其心理和行为发展。父母的心理控制是青少年内化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预测源,同时也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Barber&Harmon,2002)。行为控制则是以监督、限制、建立家规等方式来对子女的行为进行管理。行为控制在中等水平下对指导青少年按社会化要求发展起着积极作用(Barber,1994)。众多文献之中,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控制以父母的监管(monitoring)作为指标,并且多数研究将父母的监管操作为子女取向和对其同伴的了解(parental knowledge)(Kakihara&Tilton-Weaver,2009)。

  将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区分开对于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对青少年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Barber,1996)。有研究结果指出父母行为控制在低水平时能有效预测出高水平的外化行为,例如反社会行为、违纪行为等(Gary&Steinberg,1999;Herman,Dombusch,Herron&Herting,1997;Pettit,Laird,Dodge,Bates&Criss,2001);而心理控制水平在高水平条件下与高水平的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都相关(Barber,1996;Garber,Robinson&Valentiner,1997;Gary&Steinberg,1999)。

  1.1.2父母控制的基本特点

  国内外的研究很多指出父母对子女的控制行为普遍存在,并且行为控制水平高于心理控制水平。具体而言,父母对于子女的行为控制水平一般是中等到高等,但心理控制水平则一般为低等到中等(Manzeske&Stright,2009;Galambos,Barker&Almeida,2003)。除此之外,有研究还指出父母心理控制存在文化差异,白人母亲对子女的心理控制要显著低于黑人母亲(Barber,1996)。国内何凤雪(2010)采用自编的心理控制感问卷发现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心理控制处于中等程度。

  1.1.3父母控制的相关因素

  首先父亲和母亲对于子女采用的心理和行为控制存在着显著差异。研究发现父亲的心理控制水平高于母亲(Mills,2007;Albrecht,Galambos&Jansson,2007)。

  其次,父母控制水平与子女的性别有关,但对于这一结论相关的研究并为达成统一。Finkenauer,Engels和Baumeister(2005)的研究发现父母对男孩的心理控制水平要显著高于女孩,对男孩的行为控制水平则低于女孩;同样的结论也被Kuppens,Grietens,Onghena和Michiels(2009)发现。在Shek(2008)对2559名香港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了父母对男孩的心理控制水平要显著高于女孩;但是,也有研究发现父母控制在子女性别上不存在差异(Plunkett,Henry,Robinson,Behnke&Falcon III,2007;Reed,Goldstein,Morris&Keyes,2008;Soenens,Vansteenkiste,Duriez&Goossens,2006)。

  家庭因素对父母的控制水平也会产生影响。在Shek(2005)对3017名香港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经济状况不好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都少于经济情况良好的家庭。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状况的不利使父母花费更多的精力养家糊口,最终无暇顾及子女。但是,Barber(1996)发现低收入家庭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除此之外,Shek(2005)还发现父母的控制水平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这意味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对子女的控制也越多。

  1.2亲子冲突

  1.2.1亲子冲突的概念

  亲子冲突的实证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最早是通过人际冲突的角度分化出的概念(俞国良,周雪梅,2003)。在这之后很多研究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亲子冲突时父母和子女之间由于价值体系不同所引起的冲突(Newman&Newman,1986)。Shantz在1987年将亲子冲突定义为父母和子女的组合中,当其中一组的目标、期望和另一组的存在不一致时,引发的行为对立。Collins在1991年指出,亲子冲突时父母和子女权力重新排列不均是所产生的不一致;Smetana在1991年提出亲子冲突源于父母与子女间因身心变化、逻辑思考及社会认知能力发展不同。Laursen,Coy&Collins则认为亲子冲突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间发生竞争、攻击、谈话打断和性格特征及精神思考不一致时所产生的一种冲突行为(黄美玉,2004)。由此可见,国外研究对亲子冲突的定义多倾向于冲突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由亲子间认知不一致和权力资源分配不均是其主要原因。

  我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研究亲子冲突。张文新认为亲子冲突指的是子女父母之间公开的行为对抗或对立。具体表现为争吵、分歧、争论,甚至肢体冲突等(张文新,2001)。刘钊对亲子冲突做了简单概括,指出亲子冲突是子女和父母之间由于在许多方面存在对立和意见分歧(刘钊,2001)。罗敏在其论文中将亲子冲突定义为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多方面的知觉上存在差异性,因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明显的行为反抗,同时伴随着不愉快的情绪体验(罗敏,2005)。他把冲突的原因、外在表现和内心体验都纳入进亲子冲突的定义中。

  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心理学界对于亲子冲突的概念的界定由于关注焦点和侧重点的不同存在着差异。但从总体上看,人们对亲子冲突的理解越来越明确,对其实质性的探索也越来越倾向于冲突双方之间不一致的认知和亲子互动及其影响。

  1.2.2亲子冲突的特征

  在亲子冲突的内容方面,一些研究发现,初中生与父母的冲突较多的是关于日常生活安排、学业和家务,较少涉及朋友和隐私。方晓义和董奇对初一、初二年级学生的研究结果中证实了这一点(方晓义,董奇,1998)。后来方晓义和张锦涛等人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子女和父母冲突最多的是日常生活安排、学业和家务,较少发生冲突的是隐私(方晓义,张锦涛等,2003)。这一点与国外的研究一致。Youniss和Smollar在1985年指出,大多数青少年与父母讨论家庭、学业、未来的打算以及如何与朋友相处等。Noller和Callan在研究中指出青少年在隐私方面与父母沟通较少,只是偶尔会与母亲谈论下学校情况、闲暇时的活动安排以及朋友等,较少涉及“性”、“饮酒”、“吸毒”等方面话题(Noller&D.Callan,1990)。Judith Smetanan和Cheryl Gaines指出,亲少年时期亲子冲突的类型主要体现在:打扫房间、家务琐事、活动选择、服装选择、学业、交友(Judith Smetanan&Cheryl Gaines,1999)。Laursen研究发现,亲子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其焦点可能会集中于五个方面:社会生活与习俗、责任感、价值观与道德、家庭关系、学校。

  在亲子冲突的频率方面,国内外研究者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方晓义和董奇在对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亲子冲突的研究中得出,初中生早起的亲子冲突处于较低水平,在日常生活安排、家务方面和学业方面的冲突频率是一月一两次和约一周一次。刘钊在其研究中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他发现中学生亲子冲突的频率较低,均未达到半年一两次的水平。Elias和Nicholaos运用自我报告法对雅典的930名14岁和17岁的城市中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的亲子冲突发生频率较低,一般的项目处于“从未”(Never)和“很少”(Seldom)之间,其余都介乎于“很少”(Seldom)和“有时”(Sometimes)。

  在亲子冲突的差异比较方面国内外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方晓义和张锦涛等人报告,除家庭成员关系外,在家务、学业、交友、日常生活安排、外表、隐私和花钱七个方面,亲少年与母亲的冲突明显高于父亲(方晓义,张锦涛等,2003)。在性别差异上,女生与母亲在做家务方面的冲突频率和强度会远高于男生,而男生和父亲在花钱方面的冲突频率显著高于女生(方晓义,张锦涛等,2003)。但是,也有研究报告指出亲子冲突对子女的心理健康影响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Rueter和Conger的跟踪调查研究也发现在性别上,亲子冲突频率并不存在明显差异(Ructer&Conge,1995)。

  1.2.3亲子冲突的影响因素

  影响亲子冲突因素的主要有父母特征、青少年的特征以及家庭环境等。父母的特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教养方式、父母情感、父母婚姻质量和父母的性格特征。首先,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行为以及对子女的情感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对子女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且也会影响于亲子关系。Smetana于1995年指出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亲子冲突较少,冲突的强度也较弱,而在专制型教养方式下会有较频繁和激烈的亲子冲突。其次,从父母的受教育角度来说,一般文化程度高的父母会对子女采用说服式教育,因而亲子冲突相对较少。此外,父母对子女情感的积极与否,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和谐与否都会对亲子冲突的发生产生影响。刘登攀研究发现大学生感受到父母的亲密和认同程度越高,高手到父母的否定、侵犯自主权越少,其亲子关系越融洽(刘登攀,2006)。最后,在父母性格特征方面,根据方晓义和夏翠翠等人报告指出,母亲的性格与母子冲突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母子之间的冲突都能通过母亲性格的稳定性进行预测。

  青少年的特征主要有性别、年龄、个性特点等。方晓义与董奇的研究发现,在多数冲突上男生与父母的冲突多余女生(方晓义,董奇,1998)。研究又指出,女生与母亲在家务方面发生的冲突在频率和强度上均高于男生,而男生与父亲在花钱方面的冲突显著高于女生;男生与父母的肢体冲突较多,而女生则与父母在在情绪冲突上较多。伴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日益成熟,在处理与父母之间的冲突时不断发生变化。Lynda H.Sagrestano,Sheila H.McCormich&Roberta L.Paikoff针对302名美国城市低收入非裔家庭的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父母自我报告在子女青春中期多使用言语攻击,在儿童成熟后有更加激烈的讨论。而子女也报告自己与父母的激烈讨论都发生在成年以后,未成年时讨论很少(Lynda H.Sagrestano,Sheila H.McCormich&Roberta L.Paikoff,1999)。青少年的个性特点同时也是影响亲子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影响亲子冲突的另一个因素为家庭环境。在一般情况下,温暖明珠的家庭氛围往往能使子女和父母通过讨论、说服等方式解决意见的不一致。而在专制的家庭氛围里,父母与子女的冲突会发生得较为频繁。Martha和Rand的研究指出,在温暖支持型的家庭中,亲子之间的分歧较少,而相反在敌意和专制型的家庭氛围中,亲子之间常互相埋怨,彼此之间对意见的分歧多采用回避方式,冲突较为频繁。

  1.2.4大学生亲子冲突的相关研究

  国内对于大学生的亲子冲突研究研究并不多。在现有文献中,毕丹通过自编问卷,以长春市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通过数据分析概括出了大学生亲子冲突的一般特点。如大学生亲子冲突的形式主要是言语冲突与情感对立;与此同时也得出了新的结论,如大学生亲子冲突的发生频率整体上呈现“V”型,其中大四学生的亲子冲突频率最高,大二学生的亲子冲突频率最低(毕丹,2009)。此外,方自刚将团体宽恕干预方法运用到大学生亲子冲突情境中,针对大学生亲子冲突设计出了有效针对方案,对大学生亲子冲突宽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方自刚,2014)。张盛秋则利用个案分析法,通过对大四学生陈某的追踪调查,研究了亲子冲突与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原生家庭中的父母教育方式会对子女的人格养成产生影响(张盛秋,2016)。虽然国内关于大学生亲子冲突的研究较少,也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结构体系,但研究者已经通过问卷、访谈、实验等手段对大学生的亲子冲突进行了探究。

  1.3研究设想

  1.3.1问题提出

  目前虽有一些研究关注父母控制与亲子冲突之间的关系,但多数研究更多的是以西方白人家庭作为被试,很少有演技考察中国北京下父母控制的基本特点以及对亲子冲突之间的研究。另外在难得的疫情背景下,很少有大学生能和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并对此期间的父母控制以及亲子冲突实施调查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能够为学界提出新的结论。

  此外,过往的研究更多关注与父母控制对大学生子女完美主义、人际交往能力、社交焦虑方面的问题,缺乏将父母控制与亲子冲突之间的研究。因此,本研究能够通过分开探讨的方式,针对父母对子女控制以及亲子冲突问题,发现两者之间的影响因素及其特征。

  最后,通过对父母控制以及亲子冲突的调查与分析,能够了解到疫情期间父母对大学生子女控制的具体表现,把握产生冲突的具体状况。为未来即将步入社会组建自己家庭的大学生,掌握对子女的有效控制,处理冲突的技巧,从而有利于调整未来与父母和子女在特殊环境下的矛盾和冲突,为创建幸福和谐的新生家庭积累经验。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选取在疫情期间与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子女报告考察父母控制的基本情况与亲子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两者之间的影响因素。

  1.3.2研究假设

  (1)疫情期间,父母控制和子女性别显著性相关。父母对儿子的心理控制水平较高,对女儿的行为控制水平较高。

  (2)父母控制与学生生源显著性相关。城市父母相对于农村父母,对子女的心理和行为控制水平较高。

  (3)父母控制与经济状况显著性相关。经济非不利家庭对子女的心理和行为控制水平较高。

  (4)父母控制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关性显著,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控制越低。

  (5)父母控制与父母职业相关性显著。作为教师、干部的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控制较少,而身为农民、工人和其他个体职业的父母对子女行为控制较多。

  (6)父母控制的年级相关性显著。子女年级越高,父母控制越少。

  (7)疫情期间,性别与亲子冲突相关性显著。父母与男生之间发生的冲突会大于女生。

  (8)家庭经济状况与亲子冲突相关性显著。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家庭内亲子冲突的频率会低于小康与富裕家庭。

  (9)父母受教育程度与亲子冲突相关性显著。受初等教育的父母更容易与子女发生冲突。

  (10)父母的职业与亲子冲突相关性显著。子女与职业为干部、教师的父母发生的冲突会少于职业是工人农民或个体户的父母。

  (11)父母控制与亲子冲突呈显著正相关。

  2研究设计

  2.1研究与测量方法

  2.1.1研究对象

  在274份有效数据中,男性为104人,占比38%,女性为170人,占比62%;其中,大一学生为52人,占比19%,大二学生为40人,占比14.6%,大三学生为44人,占比16.1%,大四学生为138人,占比50.4%。数据来源于全国各地。

  2.1.2研究工具

  父母控制量表采用Eva Pomerantz,Wang Qian等修订的中文版父母控制问卷,作为测量工具(Wang Qian&Eva Pomerantz,2007)。该问卷分为父母心理控制和父母行为控制两个维度,父母心理控制包含18个题目,分为引发内疚感(guilt induction),收回关爱(love withdrawal),坚持权威(authority assertion)三个因子;父母行为控制包含16个题目,分为询问(solicitation)和限制(restriction)两个因子。该问卷采用5点计分测量父母控制的频率,1表示“从来没有”,2表示“很少”,3表示“有时”,4表示“经常”,5表示“很经常”。本研究中,父母心理控制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5,三个分维度的信度分别是0.92,0.90和0.83。父母行为控制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2,两个分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是0.89和0.90。

  亲子冲突问卷采用方晓义等编制的《亲子冲突问卷》,询问被试在过去半年内分别与父亲和母亲在学业、家务、交友、花钱、日常生活安排、外表、与家人关系和隐私等八个方面发生冲突的频率。答案为五点量表,从“从未发生”(1)到“每天几次”(5)。该量表的母亲和与父亲冲突的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别为.75和.73。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9,得分越高,证明亲子之间冲突越激烈。1.3实施过程及数据处理

  2.2实施过程及数据处理

  2.2.1问卷发放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发放,对疫情期间长期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校大学生进行施测。两套量表以及人口学信息条目按照:人口学信息-父母控制量表-亲子冲突问卷的顺序进行编排,共计59个条目。

  2.2.2数据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研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

  3数据分析及其结果

  3.1信效度检验

  3.1.1信度检验

  为了判断检验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以及评估测量误差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Nunnally(1978)提出Cronbach'sα的值应该大于或等于0.6,并且数值越大,越能反映良好的可靠性。本文使用SPSS 23.0进行可靠性分析(见表1)。父母控制问卷整体的Cronbach'sα值为0.911,父母控制问卷整体的Cronbach'sα值为0.911,另外各个变量的内部一致可靠性系数都达到了标准,亲子冲突问卷整体的Cronbach'sα值为0.935,说明量表整体有较高的可靠性水平,数据的可靠性较高。

  表1父母控制问卷总维度及各维度克隆巴赫alpha系数

  维度名称alpha系数题目数量

  父母心理控制内疚感0.827 6

  收回关爱0.902 6

  坚持权威0.893 6

  父母行为控制询问0.854 8

  要求0.871 8

  总维度0.911 34

  表2亲子冲突问卷总维度及各维度克隆巴赫alpha系数

  维度名称alpha系数题目数量

  总维度0.935 16

  3.1.2效度检验

  采用了KMO and Bartlett’s检验,KMO值越接近1越合适。Kaiser-Meyer-Olkin的数值,如果数值大于0.9,表示极好,大于0.8而小于0.9表示很好,大于0.7小于0.8表示可以接受。

  表3父母控制问卷的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0.902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上次读取的卡方6101.963

  自由度561

  显著性0.001

  表4亲子冲突问卷的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0.915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上次读取的卡方2750.028

  自由度120

  显著性0.001

  父母控制问卷检验KMO值为0.902,亲子冲突问卷检验KMO值为0.915,数值较高,表明各变量相关性很好,Bartlett’s T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分别为6101.963、2750.028,Sig值均为0.001<0.01,Bartlett球度检验的原假设(零相关)被拒绝,说明原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问卷效度较好。

  3.2人口学信息描述

  表5人口学信息描述统计

  题目类别频数百分比

  性别男104 38.0%

  女170 62.0%

  年级大一52 19.0%

  大二40 14.6%

  大三44 16.1%

  大四138 50.4%

  学生来源城市205 74.8%

  农村69 25.2%

  家庭经济情况富裕7 2.6%

  中等小康222 81.0%

  较差45 16.4%

  父亲教育程度初等(文盲或小学)34 12.4%

  中等(初中、高中、中专)130 47.4%

  高等(大专、本科、研究生)110 40.1%

  母亲教育程度初等(文盲或小学)36 13.1%

  中等(初中、高中、中专)136 49.6%

  高等(大专、本科、研究生)102 37.2%

  父亲职业教师、干部58 21.2%

  工人、农民57 20.8%

  其他159 58.0%

  母亲职业教师、干部50 18.2%

  工人、农民55 20.1%

  其他169 61.7%

  样本总数274

  在274份有效数据中,男性为104人,占比38%,女性为170人,占比62%;其中,大一学生为52人,占比19%,大二学生为40人,占比14.6%,大三学生为44人,占比16.1%,大四学生为138人,占比50.4%;

  在学生来源的调查中,城市为205人,占比74.8%,农村为69人,占比25.2%;

  在家庭经济情况的调查中,富裕家庭为7人,占比2.6%,中等小康为222人,占比81%,所占的比例最大,较差家庭为45人,占比16.4%;

  在父亲教育程度的调查中,初等为34人,占比12.4%,中等为130人,占比47.4%,高等为110人,占比40.1%;

  在目前教育程度的调查中,初等为36人,占比13.1%,中等为136人,占比49.6%,高等为102人,占比37.2%;

  在父亲职业的调查中,教师、干部为58人,占比21.2%,工人、农民为57人,占比20.8%,其他为159人,占比58%;

  在母亲职业的调查中,教师、干部为50人,占比18.2%,工人、农民为55人,占比20.1%,其他为169人,占比61.7%;

  在性别、年级、学生来源、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职业上,覆盖面比较广,数据具有代表性。

  3.3总体描述性分析

  表6总体描述性分析

  类别N最小值最大值平均数标准差

  内疚感274 1.0 5.0 2.922 0.8789

  收回关爱274 1.0 5.0 2.305 0.9666

  坚持权威274 1.0 5.0 2.624 0.9727

  父母心理控制274 1.0 5.0 2.617 0.8434

  询问274 1.0 4.9 3.189 0.7243

  要求274 1.0 5.0 3.185 0.8314

  父母行为控制274 1.0 4.7 3.187 0.6441

  父母控制274 1.5 4.6 2.902 0.5703

  亲子冲突274 1.0 5.0 1.847 0.7197

  3.4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性别上的差异性分析

  表7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性别上的差异性分析

  检验变量性别数量平均数标准差T p

  内疚感男104 3.011 0.8329 1.314 0.190

  女170 2.868 0.9040

  收回关爱男104 2.415 0.9629 1.473 0.142

  女170 2.238 0.9655

  坚持权威男104 2.588 1.0032-0.478 0.633

  女170 2.646 0.9558

  询问男104 3.125 0.7312-1.150 0.251

  女170 3.229 0.7194

  要求男104 3.016 0.8501-2.671 0.008

  女170 3.289 0.8047

  父母控制男104 2.871 0.5559-0.711 0.478

  女170 2.921 0.5798

  亲子冲突男104 1.921 0.7858 1.328 0.185

  女170 1.802 0.6746

  由上表可知:

  在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询问、要求、父母控制及亲子冲突上,独立样本T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询问、要求、父母控制及亲子冲突在不同性别之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在内疚感、收回关爱及亲子冲突上,男生平均得分略高于女生平均得分,在坚持权威、询问、要求、父母控制上,男生平均得分略低于女生平均得分。

  3.4.1结论

  在子女性别角度,由独立样本T检验看出,疫情期间性别差异并不会在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上出现明显差异。而由男女平均分看出,父母对男生的控制更多表现为心理控制,更多体现在内疚感和收回关爱两个方面上,并且与其发生冲突更频繁;而对于女生父母除了通过坚持权威对其进行心理控制之外,更多采用行为控制,具体表现为询问、要求。

  3.5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性别上的差异性分析

  表8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年级上的差异性分析

  检验变量年级数量平均数标准差F p

  内疚感大一52 2.869 0.8161 0.560 0.642

  大二40 2.792 0.7824

  大三44 2.920 0.8990

  大四138 2.981 0.9241

  收回关爱大一52 2.196 0.9216 1.771 0.153

  大二40 2.092 0.8606

  大三44 2.231 0.8658

  大四138 2.432 1.0313

  坚持权威大一52 2.522 0.8972 1.848 0.139

  大二40 2.375 0.8250

  大三44 2.583 0.9945

  大四138 2.748 1.0215

  询问大一52 3.272 0.6590 0.386 0.763

  大二40 3.216 0.8111

  大三44 3.196 0.6072

  大四138 3.149 0.7592

  要求大一52 3.240 0.7831 0.777 0.508

  大二40 3.063 0.7316

  大三44 3.077 0.7962

  大四138 3.235 0.8865

  父母控制大一52 2.892 0.5448 1.125 0.339

  大二40 2.779 0.4915

  大三44 2.857 0.5194

  大四138 2.956 0.6134

  亲子冲突大一52 1.736 0.6829 0.716 0.543

  大二40 1.853 0.7557

  大三44 1.805 0.6173

  大四138 1.900 0.7539

  由上表可知:

  在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询问、要求、父母控制及亲子冲突上,方差分析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询问、要求、父母控制及亲子冲突在不同年级之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3.5.1结论

  由方差分析可以得出,疫情期间父母的控制和亲子间冲突并不会因为子女年级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3.6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学生来源上的差异性分析

  表9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学生来源上的差异性分析

  检验变量来源数量平均数标准差T p

  内疚感城市205 2.947 0.9009 0.811 0.418

  农村69 2.848 0.8119

  收回关爱城市205 2.268 1.0087-1.208 0.229

  农村69 2.415 0.8258

  坚持权威城市205 2.614 1.0202-0.335 0.738

  农村69 2.655 0.8211

  询问城市205 3.244 0.7312 2.164*0.031

  农村69 3.027 0.6833

  要求城市205 3.237 0.8709 2.017*0.045

  农村69 3.031 0.6834

  父母控制城市205 2.925 0.5977 1.147 0.252

  农村69 2.834 0.4772

  亲子冲突城市205 1.823 0.7057-0.942 0.347

  农村69 1.918 0.7610

  注:*P<0.05

  由上表可知:

  在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父母控制及亲子冲突上,独立样本T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父母控制及亲子冲突在不同学生来源之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在询问、要求上,独立样本T检验的P值小于0.05,表明询问、要求在不同学生来源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城市学生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平均得分。

  3.6.1结论

  由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可以看出,疫情期间,学生来源的不同会在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控制方面产生差异。疫情期间城市家庭的父母会更多地对子女进行行为上的控制,具体体现在询问和要求方面。而在亲子冲突上,城市学生与父母发生冲突相较于农村学生会更加频繁。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村家庭中,往往都是非独生子女,父母能够分配给其中一个的注意力较少,因而对于子女控制或和子女产生的冲突也较少。另一方面,由于农村解除隔离的时间比城市更早,父母可能更早地复工无暇顾及子女的日常生活,因此对子女行为上约束较少,随之带来的冲突也较少。

  3.7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家庭经济状况上的差异性分析

  表10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经济状况上的差异性分析

  检验变量经济状况数量平均数标准差T p

  内疚感富裕7 2.524 0.4349 0.777 0.461

  中等小康222 2.926 0.9100

  较差45 2.967 0.7618

  收回关爱富裕7 1.976 0.5394 1.681 0.188

  中等小康222 2.272 0.9721

  较差45 2.522 0.9696

  坚持权威富裕7 2.119 0.8483 0.987 0.374

  中等小康222 2.632 0.9733

  较差45 2.663 0.9857

  询问

  富裕7 3.196 0.8128 5.346**0.005

  中等小康222 3.253 0.6941

  较差45 2.872 0.7885

  要求

  富裕7 2.536 0.9149 2.526 0.082

  中等小康222 3.220 0.8366

  较差45 3.114 0.7617

  父母控制富裕7 2.536 0.4185 1.756 0.175

  中等小康222 2.923 0.5819

  较差45 2.855 0.5174

  亲子冲突富裕7 1.688 0.8780 3.215*0.042

  中等小康222 1.803 0.6488

  较差45 2.090 0.9593

  注:*P<0.05

  由上表可知:

  在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要求、父母控制上,方差分析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要求、父母控制在不同经济状况之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在询问和亲子冲突上,方差分析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询问和亲子冲突在不同经济状况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较差经济状况平均得分显著低于中等小康和富裕。

  3.7.1结论

  由方差分析可以得出,疫情期间,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对子女的控制体现在行为控制,即询问方面。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父母对于子女的行为控制明显小于小康和父母家庭。可能由于父母和子女在学历、长期所处环境的不同,导致对事物的认知、思维方式,甚至于解决矛盾的方式存在差异,使得父母对子女的生活并不了解,询问较少;而对于亲子冲突,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所发生的频率也较少。其原因可能由于大学生这样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个体,接受并学习着前沿的知识与技能,很少会再对父母的意见盲目通从,相较于城市,农村父母可能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和信赖自己的儿女,使得大学生在亲子冲突的解决上具有一定的主动性,避免了亲子冲突的发生。

  3.8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父亲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性分析

  表11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父亲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性分析

  检验变量教育程度数量平均数标准差F p

  内疚感初等34 2.897 0.9293 0.219 0.803

  中等130 2.892 0.9271

  高等110 2.965 0.8081

  收回关爱初等34 2.510 1.0809 1.100 0.334

  中等130 2.315 0.9645

  高等110 2.230 0.9308

  坚持权威初等34 2.902 1.0397 1.831 0.162

  中等130 2.624 0.9547

  高等110 2.538 0.9654

  询问

  初等34 2.820 0.8201 6.998**0.001

  中等130 3.163 0.6638

  高等110 3.334 0.7242

  要求

  初等34 3.099 0.7403 0.416 0.660

  中等130 3.165 0.8483

  高等110 3.235 0.8416

  父母控制初等34 2.865 0.5146 0.258 0.773

  中等130 2.888 0.6017

  高等110 2.931 0.5519

  亲子冲突初等34 2.079 0.9646 5.505**0.005

  中等130 1.924 0.7273

  高等110 1.684 0.5822

  注:*P<0.05

  由上表可知:

  在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要求、父母控制上,方差分析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要求、父母控制在不同父亲教育程度之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在询问和亲子冲突上,方差分析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询问和亲子冲突在不同父亲教育程度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初等教育程度平均得分显著高于中等和高等。

  3.9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母亲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性分析

  表12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母亲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性分析

  检验变量教育程度数量平均数标准差T p

  内疚感初等36 3.042 0.8284 0.602 0.549

  中等136 2.871 0.9417

  高等102 2.948 0.8097

  收回关爱初等36 2.727 0.9336 4.080*0.018

  中等136 2.259 0.9898

  高等102 2.219 0.9165

  坚持权威初等36 2.931 0.9321 2.315 0.101

  中等136 2.615 0.9778

  高等102 2.528 0.9670

  询问

  初等36 2.965 0.8518 2.456 0.088

  中等136 3.185 0.6965

  高等102 3.275 0.7021

  要求

  初等36 3.066 0.7286 0.425 0.654

  中等136 3.201 0.8623

  高等102 3.206 0.8274

  父母控制初等36 2.958 0.4918 0.215 0.807

  中等136 2.887 0.6230

  高等102 2.903 0.5246

  亲子冲突初等36 2.118 0.8184 4.909**0.008

  中等136 1.883 0.7609

  高等102 1.703 0.5876

  注:*P<0.05

  由上表可知:

  在内疚感、询问、坚持权威、要求、父母控制上,方差分析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内疚感、询问、坚持权威、要求、父母控制在不同母亲教育程度之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在收回关爱和亲子冲突上,方差分析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收回关爱和亲子冲突在不同母亲教育程度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在亲子冲突上初等教育程度平均得分显著低于中等和高等,在收回关爱上初等教育程度平均得分显著高于中等和高等。

  3.9.1结论

  由方差检验可以看出,疫情期间,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差异对于父母控制的某些方面表现出显著性影响:父亲体现在对于子女的询问方面,并且受初等教育水平的父亲的控制程度会明显高于受中、高等教育水平的父亲;母亲则侧重于对子女的收回关爱,并且受初等教育水平的母亲的控制程度会明显高于受中、高等教育水平的母亲。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存在明显差异,受初等教育的父亲与子女之间矛盾冲突频率显著高于受中、高等教育的父亲;而受初等教育的母亲与子女之间矛盾冲突频率则显著低于受中、高等教育的母亲。

  这也反映出教育程度的不同会让父母对于子女教育采用不同方式。相较于受中、高等教育的父亲,受初等教育的父亲与身为大学生的子女在思维方式和个人能力方面存在差距,无法与子女合理沟通,因此他们更侧重于对子女的日常的关注控制其行为,且在亲子冲突方面也更加频繁。而相较于受中、高等教育的母亲,受初等教育的母亲则更为感性,无法与子女合理沟通的她们,可能通过收回关爱的方式,对子女情感的控制,从而对子女进行控制;但在子女冲突方面,可能会由于家庭角色中母亲与父亲形象的不同,反而会更多依赖子女,因此在和子女发生冲突时,受初等教育的母亲会更多信任自己的子女,采取被动方式来解决冲突。

  3.10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父亲职业上的差异性分析

  表13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父亲职业上的差异性分析

  检验变量职业数量平均数标准差F p

  内疚感教师、干部58 2.914 0.7488 0.436 0.647

  工人、农民57 3.018 0.9056

  其他159 2.891 0.9152

  收回关爱教师、干部58 2.126 0.8721 2.169 0.116

  工人、农民57 2.500 0.9080

  其他159 2.301 1.0111

  坚持权威教师、干部58 2.414 0.8425 1.875 0.155

  工人、农民57 2.740 0.8808

  其他159 2.659 1.0399

  询问

  教师、干部58 3.444 0.7118 4.889**0.008

  工人、农民57 3.068 0.7604

  其他159 3.140 0.6980

  要求

  教师、干部58 3.196 0.8128 1.914.0149

  工人、农民57 3.366 0.7496

  其他159 3.116 0.8603

  父母控制教师、干部58 2.902 0.5052 0.810 0.446

  工人、农民57 2.985 0.5859

  其他159 2.873 0.5873

  亲子冲突教师、干部58 1.608 0.5389 6.067**0.003

  工人、农民57 2.066 0.7790

  其他159 1.856 0.7327

  注:*P<0.05

  由上表可知:

  在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要求、父母控制上,方差分析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要求、父母控制在不同父亲职业之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在询问和亲子冲突上,方差分析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询问和亲子冲突在不同父亲职业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教师、干部平均得分显著低于工人、农民和其他。

  3.11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母亲职业上的差异性分析

  表14父母控制和亲子冲突在母亲职业上的差异性分析

  检验变量职业数量平均数标准差F p

  内疚感教师、干部50 2.867 0.8234 0.124 0.883

  工人、农民55 2.942 0.9073

  其他169 2.932 0.8898

  收回关爱教师、干部50 2.133 0.8883 1.594 0.205

  工人、农民55 2.470 0.8884

  其他169 2.303 1.0083

  坚持权威教师、干部50 2.433 0.9098 1.545 0.215

  工人、农民55 2.764 0.8922

  其他169 2.635 1.0113

  询问教师、干部50 3.300 0.6329 3.328*0.037

  工人、农民55 2.973 0.8139

  其他169 3.227 0.7088

  要求教师、干部50 3.180 0.8195 1.936 0.146

  工人、农民55 3.377 0.7195

  其他169 3.124 0.8632

  父母控制教师、干部50 2.859 0.5444 0.339 0.713

  工人、农民55 2.950 0.6037

  其他169 2.899 0.5689

  亲子冲突教师、干部50 1.653 0.5802 2.921*0.046

  工人、农民55 1.986 0.7948

  其他169 1.859 0.7230

  注:*P<0.05

  由上表可知:

  在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要求、父母控制上,方差分析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要求、父母控制在不同母亲职业之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在询问和亲子冲突上,方差分析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询问和亲子冲突在不同母亲职业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教师、干部平均得分显著低于工人、农民和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