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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知识案例-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探析
时间:2021-04-16 17:27:08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网络直播逐渐成为当下最流行的娱乐活动,它以丰富、新颖、自由的特点为优势,一出现就迅速在青年一代中掀起了热潮。但是,新事物的出现总会伴随着许多问题,比如直播中存在传播色情淫秽信息等违法行为、平台对未成年用户的保护制度存在漏洞、平台与用户之间签订的服务协议中存在不合理的内容等。下文将从网络直播平台存在的法律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对网络直播平台的规制现状及不足、如何解决现存问题等方面讨论关于网络直播平台的问题。

  (一)网络直播平台的概念

  网络直播,是指基于互联网,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向公众持续发布实时信息的活动。在网络直播中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互联网直播平台服务的主体。而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包括互联网直播发布者和用户。[《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互联网直播,是基于互联网,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向公众持续发布实时信息的活动;本规定所称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互联网直播平台服务的主体;本规定所称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包括互联网直播发布者和用户。]对于“网络直播平台”目前学界还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位,但从网络直播的概念我们可以得知,网络直播平台一般是指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利用互联网,以盈利为目的,在某一时段向不特定群体持续提供实时信息的公司、网站或应用程序。

  (二)网络直播平台的种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渗透,网络直播逐渐成为当代人发布信息和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网络直播平台的使用者也不再局限于青年人。为了满足各类使用者的消费需要,网络直播平台的类型也变得多种多样。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娱乐社交类直播平台、体育竞技类直播平台、游戏竞技类直播平台、学习类直播平台、网络购物直播平台等。

  (三)网络直播平台的特征

  1.平台使用者数量大且以青年为主

  网络直播是我国科技迅速发展带来的文化产物,已成为当代最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网络直播平台以其简易性、方便性、新颖性获得了无数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的喜爱,简单易上手,让网络直播成为了很多人在闲暇时间的娱乐方式,但由于使用网络直播平台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线上娱乐行为,所以其受众群体就比较局限,主要以善于使用网络的年轻群体为主,而中老年群体则接触得较少。

  2.操作简单方便

  对于直播发布者来说,操作简单,只要有一部手机或者一台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网络直播,而不会受到时间、地点、设备等因素的影响。无论直播者是身处何处,只要其设备可以连接移动数据就可以随时进行直播。

  对于用户来说,网络直播不需要像上课一样用整整一段时间聚精会神的看,而是可以在零碎时间观看,不需要拘泥于固定的一段时间。[曾一昕、何帆.我国网络直播行业的特点分析与规范治理【J】.图书馆学研究,2017,第6期:58]并且,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和直播者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通过弹幕留言、打赏礼物等方式就可以和直播者进行交流互动。

  3.传播信息的速度快,造成的社会影响力大

  由于网络直播是直播发布者以文字、音频或者视频等形式对用户进行公开性的实时直播,所以平台用户能在第一时间内获取信息并传播信息,再加上用户数量大,网络直播传递信息的速度会远远超过传统媒体的对信息的传播速度。此外,直播发布者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也是信息快速传播的重要因素,一些优秀的直播发布者往往会拥有大量的粉丝,直播发布者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会被粉丝迅速传播,对社会舆论造成一定的影响。

  4.各类网络直播平台的盈利模式单一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网络直播平台,只要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其获取利益的方式都比较固定和单一,一般是通过直播平台用户向直播发布者打赏“礼物”后从中获取提成或者通过帮助商业品牌打广告收取费用等方式谋取利益。而网络直播不同于网络游戏等其他娱乐行为,在平台充值购买“金币”与否,基本不会影响用户的观感,这就导致平台盈利的途径就大大减少。

  二、网络直播平台存在的法律问题

  网络直播是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标志,也是当下娱乐多元化的重要体现。网络直播以其自由轻松的氛围,丰富新颖的内容,亲切及时的互动,让观看直播的用户从视觉、听觉上实现了娱乐自由。同时,用户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直播,实现了消费自由。但,就是在这样自由的氛围之下,很多违法行为正在悄悄滋长。

  (一)平台对使用者的使用行为的监督不力

  在网络直播平台中,使用者的使用行为主要分为直播发布者的直播行为和用户的消费行为。

  1.对直播发布者的直播行为的监督存在漏洞

  (1)网络直播平台放任直播发布者发布违法信息

  随着直播产业发展逐渐饱和,主播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部分主播为了吸引更多的观看者观看直播就开始在直播内容上做文章,试探法律的底线。其中最常见的是主播在直播中发布色情淫秽信息,发布这一类信息的通常是女主播,她们主要通过做不雅动作或是在与用户交流中包含低俗色情的内容等方式来吸引用户眼球以获得“礼物”。例如,2019年山西交城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监控工作中发现了一则内容涉黄低俗的短视频在微信中被大量转发,经民警调查发现,涉案女子是一名拥有六万粉丝的某平台女主播。一年多以来因为其没有正当职业,所以一直依靠直播谋生。在这次直播中,她为了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打赏,便开始进行色情直播。最后这名女子因传播淫秽物品被行政拘留15日。[山西广播电视台.女子网上直播不雅视频,内容太过暴露.2019年[2020年3月10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3241050381810931&wfr=spider&for=pc]根据新闻报道,我发现,在该女子进行色情直播之后,直播平台只是删除了这条色情直播的视频,并没有及时对其账号进行查封。而当民警与平台取得联系之后,平台才查封了该女主播的直播账号,我们试想如果警方没有发现这则视频,那直播平台是不是会为了获取利益而继续放任这名女主播进行色情直播,其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是不是会继续扩大?

  直播平台除了放任直播发布者发布淫秽色情信息吸引用户眼球以外,还放任其实施大量侵权行为,主要包括侵犯用户的财产权以及他人的著作权、名誉权、隐私权等问题。比如,主播会利用虚假内容欺骗用户打赏“礼物”侵犯用户的财产权。直播行为中的虚假内容通常是指直播发布者通过美颜、图片挡脸等手段大幅度或是彻底改变自己的容貌或者改变自己声音以获得观看者的喜爱从而获利。“乔碧萝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乔碧萝是斗鱼直播平台的主播,以甜美的相貌和声音获得了大量的粉丝。因为很多人想看她真实的容貌,她便扬言“直播间刷10万,咱们见面”,而在一次直播中因一直挡脸的图片突然消失使得其真实容貌曝光,原本20岁的女孩瞬间变成50岁的大妈,这让她的粉丝一时难以接受,而这次事件也让为她花费了10万元的粉丝注销了账号。[车友老吴.乔碧萝殿下露脸事件始末,毁三观无下限.2019年[2020年3月10日]https://baijiahao.baiduheyo.com/s?id=1640499852015872051&wfr=spider&for=pc

  ]就向乔碧萝打赏10万元的粉丝来说,根据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乔碧萝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而直播内容中主播涉及侵犯他人著作权、名誉权、隐私权的行为更是司空见惯,在网络直播中播放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播放的音像制品,冒充“知情人士”爆料知名人士的隐私或是编纂知名人士的谣言,造成他人社会评价降低。

  这些违法行为的存在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直播平台的不作为导致的,平台和直播者之间是利益共享关系,主播获得的打赏金额与平台利润直接挂钩,所以平台往往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容忍、放任主播在直播中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这也就助长了直播行业的不良风气,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2)平台对直播内容审核延迟

  对直播发布者发布的直播内容进行审核和监督是网络直播平台的责任,也是其应当承担的义务,但很多直播平台对直播内容的审核机制却做不到尽善尽美,他们对直播内容大都没有明确的审核流程,即使有明确的审核流程制度,其采取的方法基本都是事后审核制度,这样有漏洞的审核程序在实践中的意义有限,只能做到控制违法行为,却不能做到根治违法行为。

  以一直播和虎牙两个知名网络直播平台为例,在一直播的直播服务协议中规定“一直播平台将7*24小时对您提供的视频直播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一直播直播服务协议》特别提醒第4条,一直播平台将7*24小时对您提供的视频直播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如果视频直播内容存在违法、违规,一直播有权采取停播、删除内容、注销账号、配合主管部门调查等措施。],可见,一直播采取的就是事后审查机制。而网络直播行为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时性,主播能在第一时间将违法信息传播给公众,事后审查这样的形式看似能减小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但却无法彻底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而更多的平台则是像虎牙直播一样没有对直播内容审查流程作出明确规定。

  2.对用户的使用行为管理存在漏洞

  用户在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侵犯他人权益和被侵犯权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发生平台方也难辞其咎。

  (1)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利过大

  这里的“言论自由”主要是指用户在主播直播期间可以通过评论、发送弹幕[弹幕:中文流行词语,指的是在网络上观看视频时弹出的评论性字幕。]等形式自由的向主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评论和弹幕的存在,本是主播和用户的之间情感交流的纽带,观众的积极参与不仅能鼓励主播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同时也能活跃直播的氛围,让观众的观感得到满足,但就是这样一个观众情感的输出口,却在某些时候变成了一把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虚拟的世界和无人知晓真实身份的网络ID,总会给一些人奇怪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带给他们的是不需要在虚拟世界里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的自信和不会真的有人来追责的侥幸,正在因为这样的心理存在,直播中才会频繁出现网络暴力[网络暴力:是指一类由网民发表在网络上的并且具有诽谤性、诬蔑性、侵犯名誉、损害权益和煽动性的言论、文字、图片、视频,这一类言语、文字、图片、视频会针对他人的名誉、权益与精神造成损害。]的现象。很多用户在观看直播时看到自己不喜欢或是不感兴趣的内容就会利用评论和弹幕对主播恶语相向。而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网络直播这个直播环境的管理者,对这类现象却始终保持放任的态度,很多平台虽也存在举报等监督制度,但因为对不良用户惩罚力度过轻,约束力弱,所以,这往往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松散放任的态度反而增长了网络施暴者的气焰。

  (2)对未成年用户的保护机制不完善

  正如概述部分所说,网络直播平台的使用者的年龄段普遍偏低,大多是年轻群体,而这之中不乏未成年人。据了解,在现存的网络直播平台中,用户在观看直播时,平台并不会对用户强制要求认证真实身份,而且在直播页面中也没有“直播内容是否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提醒标识,这就非常容易使未成年人接触到他这个年龄段不应该接触的信息,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再加上未成年人的自制力远不如成年人,明辨是非能力差,社会生活经验不足,对危险的警惕性较低,同时又容易对新鲜事物产生好奇心理,所以他们很容易对某一项感兴趣的事物长时间沉迷。以观看游戏直播为例,在电竞行业逐渐兴起和发展的当下,游戏主播也成为了现代少男少女追捧的新对象。游戏直播中,竞技比赛的紧张感加上游戏主播的精彩解说使得游戏的趣味性大大增加,对面这样的诱惑,未成年往往很难控制得住自己观看直播的时间,而平台对其也没有任何的约束,这就很容易使其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平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不完善,除了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外,还可能侵犯其家庭的财产权。近年来,许多未成年人为了给自己喜欢的主播打赏便偷刷父母银行卡中的巨额款项。例如,2020年1月2日,常州的何先生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了1.5万元后报警,经警方调查发现,盗刷何先生银行卡的正是其正在上小学的女儿。原来,何先生的女儿最近迷上了网络直播便偷刷了父亲的银行卡给自己喜欢的主播打赏了1.5万元的“礼物”。[现代快报.女儿“盗刷”父亲银行卡给主播送礼物.2020年[3月10].凤凰网江苏.]而类似的事件在近年来层出不穷,站在网络直播平台的角度来说,平台在用户充值时没有对充值账户进行身份认证,且充值界面没有提醒用户“未成年人不能进行充值打赏”的注意字样,即没有尽到一个管理者应尽的对未成年人的提醒和保护的义务,所以平台是存在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对直播服务协议的内容缺少规范

  直播服务协议是由网络直播平台一方为了确定平台自身和用户群体的权利义务而先拟定的并且能长期被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格式条款自身具有的不变性和附和性,使签订合同的一方实质是处于服从地位,不存在协商余地,这就对合同内容的合理性要求较高。所以平台在制定直播服务协议这样的格式条款时,应以不损害相对人的权益为前提,但纵观当下比较热门的网络直播平台(如一直播、虎牙直播等)的直播服务协议,其条款中都有一条关于平台可以自由使用用户的智力成果的规定,我认为这一条款存在损害用户知识产权的嫌疑。以“一直播”为例,其直播服务协议中明确规定:“您同意授予我方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永久性的、不可撤销的、独家的和再许可的授权和许可,以基于宣传、推广、整合目的而进行的录音、录像、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主播成果,我方无须对此额外向您支付任何费用。”“您所发布的信息内容存在被我方及其合作方或者其他使用者进行使用的可能”[一直播.一直播直播服务协议.[2020年3月18日]http://m.yizhibo.com/www/mobile/agreement]笔者认为这两条条款存在在直播服务协议这样不能商榷的格式条款中是极其不合理的。网络直播活动本就是以直播者输出智力成果为主的活动,平台应该更加重视对直播发布者的智力成果的尊重和保护,其应当在需要使用直播者的智力成果并用于商业活动时,与直播者进行一对一协商,而不是采用格式条款这样的形式来获得直播者的“授权”。

  这样的“授权”条款看似是在自愿条件下签订的,但大家都知道,用户想要使用平台就必须同意直播服务协议,否则就不能使用。使用平台和保护著作权二者本是互不冲突可以共存的,但平台却用格式条款让用户在使用平台和维护自己的著作权之间做选择,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间接侵害直播发布者的权利。对于直播发布者来说,他应该有享有自由选择哪一部分智力成果可以授权平台用于商业活动,哪一部分不授权的权利;也应当享有自由决定是否需要平台在使用自己的智力成果时支付报酬与否的权利。

  三、我国现行法律对网络直播平台的规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网络直播平台的规制现状

  1.有关部门针对网络直播平台出台了相关部门规章

  就针对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而言,我国目前为了规范其行为而出台的相关法律文件主要有:

  (1)由广电总局于2007年12月29日公布,自2008年1月31日起正式实施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该规定中主要明确过规定了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主体应当具备的法定条件,规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资格。

  (2)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6年6月28日发布,自2016年8月1日正式实施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该规定的内容主要是为了加强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的规范和管理,包括网络直播平台在内的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的管理责任和义务,进一步规范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行为,增加了用户使用应用程序时的信息安全。

  (3)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6年9月发布并正式实施的《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规定是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的基础上更加完善,除了进一步明确了直播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资格以外,还对直播节目的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直播内容不仅不得包含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的内容,还坚决抵制直播内容低俗、过度娱乐化等直播内容。

  (4)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6年11月4日发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该规定针对网络直播平台中存在的传播色情淫秽、暴力、谣言、诈骗等违法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更全面的规范了网络直播环境,明确了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和义务。是目前为止,我国针对网络直播服务出台的较为全面和完善的规范性文件。

  2.现行法律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的界定

  (1)网络直播平台的民事责任

  ①侵权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直播发布者和用户属于该法条规定的“网络用户”,网络直播平台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日常网络直播活动中,网络直播平台作为提供主播直播的场所,往往也是间接侵权的行为人。最常见的间接侵权是在主播进行网络直播的过程中经常会使用到他人已经发表的音乐作品或是影像作品,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由此可见,若网络直播平台在明知主播在直播过程中播放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他人的音乐、影像作品的,且未告知主播删除或断开与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属于和主播之间的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②缔约过失责任

  当事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即缔约过失,因缔约过失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必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廖新.先合同义务与缔约过失责任【J】.法制与社会,2014,05期:]缔约过失责任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当事人之间具有保护、通知、照顾等义务,这种义务是独立于合同之外的,所以缔约过失责任本质上是属于违反了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先合同义务。[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在网络直播活动中,用户给主播打赏礼物或者给平台充值的行为,实际上就是用户与主播、平台之间形成了赠与合同关系,这是合法有效的。但当用户是未成年人时,他向主播打赏的行为则应该是无效或是效力待定的。首先,当用户是不满8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他所作出的赠与行为是无效的,所以赠与合同无效。其次,当用户是已满8周岁不满1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若判断其打赏行为超出其能力范围,且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则赠与合同也是无效的。根据《合同法》58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网络平台来说,其附有提醒、限制未成年人打赏的先合同义务,如果平台没有履行先合同义务则就构成了缔约过失责任。纵观当下有名的各类直播平台,他们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在身份认证制度上存在漏洞,使用户不用年龄认证就能充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足够让未成年人理解的注意条款,相关的条款也只有与用户签订的直播平台直播服务协议,但这些条文要让未成年人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对于网络直播平台来说,平台若未尽到对未成年人用户保护、提醒、照顾等先合同义务,则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所遭受的财产损失结果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损失。

  (2)网络直播平台的刑事责任

  女主播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打赏,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色情淫秽直播已经成为目前网络直播活动中最常见的违法行为,行为严重者甚至已经涉嫌刑事犯罪。而根据《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有义务对直播内容进行审核,附有监管的责任和义务,因此,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管理者,若放任主播进行违法直播,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而对于网络色情直播是否属于淫秽物品,目前学界依然有较大争议,这也直接影响了网络直播平台的定罪问题。对此,我们从以下两个角度分析。

  ①网络色情直播属于淫秽物品

  当认定网络色情直播属于淫秽物品时,主播进行色情淫秽直播并要求观看用户打赏的行为就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此时,若网络直播平台明知主播进行色情淫秽直播仍放任其行为的,平台自身即使没有进行色情淫秽直播,也应当在其放任主播进行色情淫秽直播的范围内成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帮助犯,承担刑事责任。

  ②网络色情直播不属于淫秽物品

  如果网络色情直播内容不能认定为淫秽物品,则主播不能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来承担刑事责任,此时,网络直播平台也就无法成立帮助犯,但其可能涉嫌组织淫秽表演罪。这里的“组织”是指策划、指挥、安排进行淫秽表演的行为,[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2016年:1033]此类行为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场所进行淫秽表演。因此,网络直播平台作为主播进行色情直播的场所,放任主播进行色情直播,应当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陈奕屹.论网络直播平台经营者放任平台内色情直播行为的刑事责任——评“LOLO”平台经营者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J】.法律适用,2019年,第24期:10]

  (3)网络直播平台的行政责任

  网络直播平台的行政责任主要涉及著作权人的传播权问题。在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具有监督审查直播平台上发布的作品的内容的责任。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当主播擅自向公众上传、播放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录音录像作品,直播平台明知且还不予通知删除的,损害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平台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并可处以罚款。

  (二)我国现行法律对网络直播平台规制存在的问题

  1.相关部门规章的内容存在漏洞

  (1)主体法律责任不明确

  就针对目前我国为了规制网络直播平台而出台的部门规章来看,其条款内容大都只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和义务,并没有在条文中明确各方的法律责任,而这一部分内容的缺失,就可能会导致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处罚力度过轻或者过重,以至于达不到预期的规制效果。例如,《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第九条中只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利用网络直播服务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活动,却没有明确规定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违反了这一规定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而这一内容的缺失不仅让有关部门在裁量时没有直接可适用的法律依据,更给了有关部门过大的裁量权,不利于司法裁量的公正。

  (2)条文内容缺乏针对性

  笔者发现,现已出台的几部部门规章中都存在规章内容比较宏观,不够细化,缺乏针对性的问题。例如,《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了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对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实时管理。这里提到的“管理人员”对管理用户使用平台的行为甚至对整个直播平台的使用环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应当具备计算机方面的专业技能,有一定的法律素养能判断用户行为是否违法等能力,但条文中却未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的资质进行明确规定,这就使得“管理人员”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比较宽泛,不具有针对性,落实到实践中就会出现管理人员业务能力不足的问题,最终达不到管理的目的。

  2.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空白地带

  (1)民法方面

  ①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保护对象的范围狭窄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智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也逐渐多样化。而这一点在网络直播中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以游戏直播为例,它作为近几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兴产物,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追捧的同时,其中涉及到的著作权问题也成为了司法界的争议焦点,其争议点主要在于电子竞技的直播画面是否能被认定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而这一争议也从侧面体现了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智力成果的保护范围还比较狭窄,依旧仅限于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九类作品,而这部分法律的缺失也会增加司法实践活动的难度,使当事人的权利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②在未成人保护方面,缺乏针对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法规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犯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来说,并没有针对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专门条款,所以当网络播平台出现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时,有关部门只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等其他相关法律对其进行追责,而这样往往会使未成年人的权利得不到最有效的保护,同时对网络直播平台来说,惩治力度过轻,对其几乎没有威慑力,达不到保护法益和规制行为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网络直播平台的再犯可能性。

  (2)刑法方面

  针对网络直播犯罪,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规定专门的罪名。而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直播犯罪的种类可能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出现新型犯罪,这时如果将新型犯罪定性为其他已有罪名可能会出现罪责刑不相适应的问题,从而出现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的现象,使得犯罪行为得不到最准确的评价。所以就目前来说,我们急需关于惩治网络直播犯罪的刑事立法以弥补刑法在这一问题上的法律空白,完善刑法内容。

  (3)行政法方面

  行政处罚力度过轻,是惩治网络直播平台行政违法行为时的不足。在我国,对于网络直播平台的处罚方式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主要包括罚款、警告、停止侵权等[滕腾.网络直播平台法律规制问题研究【M】.江苏:江苏大学,2018:17],但这样的行政处罚力度明显是偏低的,这使得网络直播平台的行政违法成本大大下降,最终很难达到应有的规制效果。

  四、对网络直播平台的规制建议

  (一)完善规制网络直播平台的相关法律法规

  1.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细化条款内容

  就目前来说,我国关于规制网络直播平台的相关法律数量不多且都较为宏观,这样实则对规制网络直播平台的服务行为影响并不大,在实践中运用起来也会遇到很多瓶颈。而基于网络技术革新速度快且违法行为的呈现形式必定成多元化发展的特点,想要出台一部能规制所有行为的法律法规是不现实的,而经常性的出台法律法规又必定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对此,我们可以采用法律解释,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已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正如《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一条中的“管理人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可对“管理人员”作进一步的解释,明确规定担任这项职务的人员应当具备怎样的资质,如若平台让不符合资质的人员担任这一职务,当用户出现违法行为并侵害了他人权益时,也就可对存在过失的平台方追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了部门规章之外,对相关法律也可以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比如在刑法中,关于“组织淫秽表演罪”,立法者可在司法解释中规定“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淫秽表演”为该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对犯罪分子加重处罚,以提高网络直播博平台的犯罪成本。立法者只有细化规定中的每一条款,明确每一个主体,将每一个方法的具体化,才能真正发挥这些法律法规应有的价值。

  2.明确主体法律责任,加大惩治力度

  正如上文所说,我国目前针对网络直播平台的规制的相关法律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条文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主体法律责任。在现行的这些规定中大都只规定了主体的权利义务,而对其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却只字未提。对此,相关部门在制定部门规章时应该明确主体责任,详细告知行为人法律后果,让行为人明知法律的底线,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从而约束相关主体的行为。

  除此之外,相关部门在制定规章时还应当加大惩罚力度。就目前来说,惩罚网络直播平台违法行为的手段是多数以行政处罚为主,笔者认为,行政处罚的程度往往较轻,这样的惩罚力度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减小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而且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主要是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很难认定其需承担刑事责任,这就大大减小了犯罪成本。立法者应当在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提下,根据犯罪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针对网络直播平台犯罪设立相关罪名,增加犯罪成本,让行为主体承担与其行为相适应的法律后果。

  3.出台专门针对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法规

  未成年人是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维护其身心健康,为他们创造一个积极健康的网络娱乐环境。从上文中可得知,目前各家网络直播平台并没有系统的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制度,针对这一现象,立法者可以通过出台一部关于平台如何合理引导、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平台的责任,以及该建立一个怎样的保护制度。比如,立法者可以在法律中规定如下内容:

  (1)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用户注册登记制度。规定使用平台的用户必须使用身份证进行注册登记,十六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注册成为平台主播[候森蔚.网络直播领域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研究【J】.天津检察,2019年,第四期:18],并且限制未成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禁止十六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打赏,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无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可进行充值打赏,但平台必须限定打赏金额。

  (2)强制要求平台划分直播板块,分类管理各个直播频道。在用户进入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的板块时要求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可采用拍照与身份证相匹配的方式进行验证。

  (3)为未成年人设立专门的救济途径。当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关部门(如:民政部门、居委会、村委会等)及时对未成年人提供救助。

  4.承认网络直播平台发布的行业自律公约的法律地位

  近些年,搜狐等多家知名网络直播平台共同发布了《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在公约中规定了主播身份实名制认证、建立主播黑名单制度等内容。我国目前关于行业自律公约效力的法律规定很少,也没有明确其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正是因为少了法律规范为依据,在实践中就总会出现无法可依、追责无据的尴尬情况。针对这个问题,立法者应该在立法中明确行业自律公约的法律地位,明确违约责任,让行业自律公约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真正发挥公约对网络直播行业的约束作用。

  (二)平台内部建立健全平台管理监督制度

  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网络直播发布者和用户的管理者,首要的责任就是监督管理平台中使用者的行为。而当下网络直播平台中违法行为的大量出现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直播平台不作为且内部的管理监督机制存在漏洞。对此网络直播平台应当承担起自己管理者的责任,结合自己平台的运营现状,进一步建立健全管理监督制度,形成一套完整、合理、适合本平台的管理体系。平台可以让专业技术人员运用内部网络技术对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监督,比如,运用技术对网络直播进行实时监控,当出现违法行为时,可及时切断直播。

  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对用户使用行为的监管,对不良用户加大惩罚力度。除了对不良用户采取封号整改的惩罚措施以外,平台方可以在与用户签订服务协议时,明确违约情形,约定当用户违约时应当根据其违约情况向平台方支付一定金额的违约金,情节严重时应当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修改《直播服务协议》中不合理条款

  网路直播平台的《直播服务协议》关系到平台方和用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合法公正,不偏不倚,但纵观当前各网络直播平台的直播服务协议可发现,协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平台对直播发布者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平台应该对该条款进行修改,著作权人的将相关权利授权给平台应当是在双方合理协商的条件下进行授权,不应该采用不能商榷的格式条款,即使采用格式条款,协议的内容也应该更加合理,而不是更偏重平台方的利益。目前来说,虽然该服务协议合同有效,但还是缺少了合理性。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完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重视,这样的单方授权条款是不应该存在的,修改这样的条款,才是保护作品、尊重创作的最佳选择。

  (四)网络直播平台应加强对直播发布者和用户的普法教育

  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管理者和监督者,应当让平台用户从思想上尊重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这才是杜绝一切违法行为的出现的根本。网络直播平台可以在用户注册账号之后,正式开始使用直播平台之前对用户进行法律科普教育,向用户列出相关法律规定,让用户知晓自己的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后果。也可以让用户自行进行学习,然后通过定期审核方式检查用户学习成果,规定成绩不达标者不能再继续使用平台。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为了让使用平台的用户真正做到学法、懂法、用法,制造一个积极健康的网络直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