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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方法写作-区块链技术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
时间:2021-04-16 19:12:09

  当前全球贸易格局的改变受到新兴国家的影响。规则设计老化和迅速增加的区域贸易组织使得世界贸易组织难以迅速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和欧盟针对世贸组织的透明度问题、争端解决机制、“发展中国家地位”等规则解释和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提出各自的改革方案。美欧方案的背后是以竞争为前提的冲突逻辑。以冲突逻辑为指导的改革方案反而会加剧南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全球共治思维,可以有效减少各国的贸易单边主义行为,促进国际贸易的多元治理和全球合作。目前,以中美贸易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在双边和多边贸易中存在很大的纠纷。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中美双方通过建立全球性数字货币,可以在重塑经贸压舱石地位,推动双边的透明度合作,促进两国在新技术领域形成全球标准和共识,进而建立中美乃至全球合作的新语言和新形式。在中美贸易秩序稳定的基础上,区块链技术可以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重构赋能。区块链多中心、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的特征可以革新全球贸易的融资形式和支付体系,有助于优化全球贸易流程,最终实现全球贸易共治的理念。

  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重新恢复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将开放互惠的自由贸易原则作为全球贸易的基本原则,促进了全球贸易的长期稳定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导致全球贸易发生显著改变。贸易方式的变革决定了治理形式的变革。各国决定建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经济新格局。

  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解决全球贸易治理的困境,美国与欧盟提出了各自的WTO改革方案。但是美欧方案仍然无法摆脱其背后的冲突逻辑,加剧了全球的对立。从历史来看,技术的革新深刻影响了贸易的形态和治理的方式。区块链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其多中心、分布式和共识机制的算法逻辑,深刻体现了合作共赢的全球贸易理念。为此,本文旨在分析全球贸易治理的困境以及当前各国的解决方案,并对区块链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梳理,以期为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全球贸易体系的重构解决提供新思路和新视角。

  一、WTO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困境及原因

  长期以来,GATT/WTO体系对于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发挥了首要贡献。但是目前WTO的规则设计在解决新的全球贸易问题时存在明显的不足。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贸易体系陷入失灵的尴尬境地。

  首先,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难以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纠纷。早期全球贸易的规则设计由发达国家主要掌握,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很难得到保证。以“特殊与差别待遇”为例,发展中国家参与关贸总协定的一大原因就是为了争取“特殊与差别待遇”。[Robert Hudec,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GATT Legal Syst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81.]1965年GATT1947的修改才为发展中国家增加了“特殊与差别待遇”。[在GATT1947中增补了第四部分,主要通过36、37、38三个条款扩大欠发达国家的出口收入以及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详见时业伟:“多边贸易体制对发展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61-66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冲突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技术领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指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通过参与最新的技术革新实现制造业经济的结构性变革。[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9页。]但是在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在科技、人才等方面却受到种种限制。发达国家常常通过限制知识产权的流转来限制发展中国家。例如Trips协议以保护知识产权为主要目的。在协议中,尽管发达国家在制定规则时通过设置过渡性条款和例外条款来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技术需要,但是对于最顶尖的技术仍然进行层层限制。这反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获取的难度。[CIPR的报告显示,知识产权政策的拓展并不可能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收益。详见CIPR,“Integr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Development Policy,”2002,available at:http://www.iprcommission.org/papers/pdfs/final_report/ciprfullfinal.pdf.]新兴经济体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冲突。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改变了国际贸易的传统格局。从经济贡献率来看,“金砖四国”在21世纪后的经济贡献率从16%上升至30%,而G7国家的贡献率则下降至40%。[金芳:“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第3-9页。]随着实力的增长,新兴经济体希望改变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贸易规则,对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其次,WTO的规则设计严重老化,协商一致原则降低了WTO的效率。对于WTO规则的批评集中于协商一致原则。WTO的协商一致采取“无异议即为一致”的模式。[Mary Footer,An Institutional and 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Leiden:Martinus Nijhoff,2006,p.139.]这一模式可以被理解为“沉默即同意”。[盛建明、钟楹:“关于WTO‘协商一致’与‘一揽子协定’决策原则的实证分析及其改革路径研究”,《河北法学》2015年第8期,第45-57页。]从多哈回合长期停滞不前的现状来看,协商一致原则存在两个致命的限制。第一,议题的范围被限制。由于协议的通过需要各成员方均无异议,因此争议较大的议题往往被排除在WTO的议程或协议中。一般而言,在谈判中由于成员方无法达成共识而削减部分议题是谈判的常态。但是在WTO谈判中,所放弃的议题并非无关痛痒。第二,协商一致原则有利于强势国家,而且缺乏透明度。理论上,谈判中各成员方所表达的态度是自身真实意愿和国家利益的展示。但是研究发现,大国往往可以通过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在谈判中达成虚伪的合意。[Ian Brownlie,The Ru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Hague,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8,p.202]在“沉默即同意”原则的影响下,达成的谈判成果往往是少数主导谈判的关键国家,在自身意见无法达成共识时,通过放弃自己原先的观点,最后所形成的共识。[Richard Steinberg,“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2,2002,pp.339-374.]也就是说,议题中的主导国家,往往可以凭借自己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来影响其他多数参与者,最终形成“阴影下的投票”(Shadow of the Vote)。[Jonathan Golub,“In the Shadow of the Vote?Decision Mak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No.4,1999,pp.733-764.]

  协商一致原则饱受争议的背后,是WTO内部规则设计的系统性矛盾。[沈伟:“WTO失灵:困局和分歧”,《上海商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58-74页。]WTO在规则设计中,保障各成员最大的参与度与维持全球贸易秩序稳定存在很大的冲突。罗伯特·基欧汉指出,权力的分配在国际制度的设计中影响了制度的有效性。在制度设计中权力分配更加集中的组织具有更强的组织力和执行力。例如由小部分成员国控制的IMF就比影响力分散的联合国大会执行力更强。[罗伯特·基欧汉:“国际制度:相互依赖有效吗?”,《国际论坛》2000年第2期,第77-80页。]发达国家在维持国际贸易秩序时,采取的俱乐部模式就是由小部分贸易大国制定贸易规则。在国际经贸谈判中,贸易大国往往可以按照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将自身的问题转化为国际贸易的问题。并且贸易大国经常将本国国内的政治问题或选举问题,与国际贸易结合在一起。例如欧盟在对待农产品自由化时一直采取拖延政策,但是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却希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在最惠国待遇方面,发达国家通过“两反”来抵消最惠国待遇,试图缩小发展中国家在初级加工品领域的出口优势,弥补自己在进出口方面形成的贸易逆差。

  再次,迅速增加的区域贸易协定,弱化了WTO的权威。从理论上看,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增加有助于加速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实现。但是在实践中,区域贸易协定却从根本上破坏了“非歧视性原则”,反而不利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少数区域贸易国家通过建立关税同盟降低了成员内部的关税,有助于成员降低贸易成本,提升了同盟内部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消费者福利。[Jacob Viner,Paul Oslington,The Customs Union Issu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103-132.]随着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广,多边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将有更好的前景。[Michael Trebilcock,Robert Howse: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5,pp.92-95.]但是2005年WTO的报告却指出,在不同区域贸易协定复杂的条文设计下,WTO的最惠国待遇已经转变为最差国待遇。[郑晓丽:“‘反弹琵琶’:论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4期,第15-20页。]由于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规则设计、争端解决都有各自的制度设计,因此在协调各区域之间的政策时会花费更大的成本。这些复杂的制度设计反而导致企业难以迅速适应增加了执行制度的成本,实际上阻碍了贸易自由化。[赵晋平、方晋:“区域贸易安排中原产地规则的国际比较”,《对外经济实务》2008年第6期,第4-8页。]因此,不断增加的区域贸易协定要求不同协定之间的协同,这反而增加了跨区贸易的成本。跨区贸易的成本增加将国际贸易被局限于地缘性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导致区域贸易协定沦为保护主义的工具和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以美国为例,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步开启市场化改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的大幅上升的贸易额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政策争论。美国两党此前达成的自由贸易共识遭到挑战。[[美]道格拉斯·欧文:《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余江、刁琳琳、陆殷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734页。]美国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发起337调查的案件数量从每年10件左右增长到40-50件。新兴国家也只能通过贸易保护的手段来维护本国的进出口权益。[周剑:“贸易保护‘逆风’又起”,《经济日报》2014年1月28日。]

  最后,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多边贸易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技术领域的革新是贸易方式和治理形式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GATT向WTO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革命促使生产过程由物质生产向非物质生产转变。信息作为新的要素禀赋成为贸易的重要一环。贸易要素的更新导致贸易谈判和治理方式发生改变。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国际贸易从单一的有形货物贸易拓展到无形的虚拟化信息贸易。各国的贸易谈判也从传统的关税谈判进一步向非关税壁垒的谈判转变。在GATT时代,东京回合尽管对于一些非关税壁垒进行削弱,但是效果却并不显著。[许立波:《世界贸易组织(WTO)概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WTO进一步扩大了GATT的调整范围。WTO一方面通过多边协定规范各成员方的国内立法和政府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确保WTO的规则达到执行。[王火灿:“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经贸探索》1994年第5期,第28-32页。]当前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对全球贸易已经产生深层次的影响。新技术再一次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流程,并且对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升级。温德尔·瓦拉赫指出,技术的加速迭代,使得社会应变难以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全球性治理规则的缺失进一步导致技术治理的困境。[[美]温德尔·瓦拉赫:《科技失控:用科技思维重新看透未来》,萧黎黎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30-232页。]因此通过变革WTO体系实现技术变革与全球贸易治理的进一步融合,是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问题。例如3D打印技术的发展,减少传统贸易中外包生产、装配、仓储等传统贸易需求。可以预见,新技术可以大大缩短传统跨境贸易流程,重塑全球价值链。

  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的美国方案

  目前,主要成员方对WTO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具有基本一致的意见。各国均认同目前的规则设计严重降低了WTO的治理效率。从各国的改革方案来看,目前各国的改革焦点,集中于透明度问题、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基础性概念的规则解释。

  目前美国尚未出台明确、完整的WTO改革计划,其改革方案散见于不同的声明、议案中。综合来看,美国主张WTO改革的重要目的,是重新掌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维系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方案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两种态度。一方面,美国多次表示,WTO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在2018年9月和2019年1月的会议中,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方代表就WTO改革的必要性达成共识。详见:USTR,“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the European Union,”2018,available at: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september/joint-statement-trilateral.“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2019,available at: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9/januar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却是目前WTO体系最大的破坏者。美国主导的多个区域贸易协定,弱化了WTO的权威性,同时美国针对其他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也违背了WTO的基本原则。

  第一,美国认为,透明度原则的执行效果不佳。透明度原则是WTO一项重要原则。美国的主张中强调,执行不到位的透明度原则导致全球出现“不公平贸易”的情况。透明度原则要求各国对贸易政策进行及时、有效的公开,不少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导致“不公平贸易”的出现。2017年美国向WTO提交的“透明度改革”方案,可以被视为此次WTO改革的正式开始。[徐昕:“WTO改革最新进展及中国应对”,《WTO经济导刊》2018年第10期,第58-60页。]2018年11月12日,美日欧等国向WTO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了一份透明度改革方案,要求各成员方对参与的WTO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公开。美日欧通过施压WTO敦促各成员方切实履行通告义务。三方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履行通告义务方面的确存在困难,可以向WTO秘书处寻求援助。[陈凤英、孙立鹏:“WTO改革:美国的角色”,《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第61-81页。]对于不履行通告义务,又未向WTO秘书处寻求援助成员方,WTO将给予严重的处罚。[WTO,“Procedures to Enhance Transparency and Strengthen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s Under WTO Agreements,”2018,available at: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9_e/good_10jul19_e.htm.]2019年3月份美国贸易议程报告,把WTO成员必须遵守通告义务作为改革的主题之一。美国认为,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履行通告义务方面十分松懈,致使WTO无法有效评估现有规则的执行力,也使与通报相关的透明度谈判工作难以顺利推进。美国强调要更进一步利用WTO现有委员会来监督透明度的履行情况和WTO规则的整体实施情况,并且主张采取更加具体、严厉的措施,制裁无法有效履行通报义务的成员国。

  第二,美国认为,上诉机构严重损害了美国的权益。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上诉机构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上诉机构的诸多问题已经阻碍了WTO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首先。上诉机构的“越权”问题。美国认为,上诉机构对于“非歧视原则”的解释,造成美国等市场导向国家的义务增加。美国难以通过有效的措施制裁国有企业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问题。其次,上诉机构的效率十分低下。美国指出,从2011年后,上诉机构经常随意延长审理期限,违背了DSU中上诉机构一般需要在90天内完成仲裁的规定。再次,上诉机构的报告在实践中替代了WTO规则。上诉机构的调查报告中大量的内容是对仲裁毫不相干的意见。这些意见并不涉及WTO原则方面的解释,却增加了WTO法律解释的复杂性,延长了WTO案件裁决的时间。上诉机构的调查意见经常推翻专家小组的调查结果,这给WTO各成员方造成了额外的负担。[Hannah Monicken,“U.S.:DSU Bans Appellate Body Practice of‘Advisory Opinions’,”2018,available at:https://insidetrade.com/daily-news/us-dsu-bans-appellate-body-practice-advisoryopinions.]最后,美国认为各国的国内法作为国内事务和既定的事实,不应当成为被审查的对象。[WTO,“Minutes of the DSB Meeting,”2016,available at: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FE_S_S009-DP.aspx?language=E&CatalogueIdList=233206,233115,232524,232330,231963,231754,231034,231002,230905,230808&CurrentCatalogueIdIndex=1&FullTextHash=&HasEnglishRecord=True&HasFrenchRecord=True&HasSpanishRecord=True.]

  第三,“发展中国家地位”等基础性规则的解释不清晰。规则解释中大量的分歧意见,导致一些国家滥用WTO的权利。美国在不同场合指责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一味享受WTO体系的便利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在谈判中频频以发展中国家为由拒绝更多的减让义务。[USTR,“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Ambassador Dennis Shea at the 14th WTO Trade Policy 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8,available at: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december/statement-united-statesambassador.]美国认为,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在“国有企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WTO作为主要的全球治理机构很难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有效的制约手段,从而导致全球贸易陷入不公平的贸易环境中。[Vera Thorstensen,Daniel Ramos,Carolina Muller,Fernanda Bertolaccini,“WTO-Market and Non-Market Ecomonics:the Hybrid Case of China,”Lat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Vol.1,No.2,2013,pp.765–798.]从WTO的规定来看,发展中国家尚无明确的标准,只需要成员方进行自我认定。因此在对“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问题中,美国主张建立新的判断标准来重新划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将已达到新标准的国家排除在发展中国家的定义。

  美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希望发展中国家更大程度地实现对外开放和对外依赖,确保美国金融、科技实力的对外扩张。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军事力量使得美国能直接、快速地实现美国的贸易目标。但是WTO作为全球贸易治理的国际组织同时也限制了美国霸权的应用。WTO机制中对弱者保护的部分,限制了美国向外扩张的速度。[肖河:“特朗普反全球化?他是想让世界为美国的‘右翼全球化’买单”,《环球网》2018年12月17日,详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077637868650143&wfr=spider&for=pc。]因此美国针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方案,是其应对自身国际实力相对衰落的一种暂时策略,注定难以落到实处。

  首先,美国方案出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需要。美国方案试图通过对知识产权、发展中国家等议题的限制,削弱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发展。2017年以来美日欧三方举行的多轮贸易部长会议,就是通过WTO改革,联手重塑国际贸易规则,维护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全面承诺。美国所希望的全球贸易体系是建立在“美国优先”基础上的全球贸易体系。这样的意愿违背了WTO“保护弱者”和“共同发展”的目标。

  其次,美国方案是对多边贸易机制的挑战。毫无疑问,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制度设计的问题。但是美国对上诉机构遴选机制的阻挠导致上诉机构面临瘫痪。因此美国虽然是WTO体系的主要建立者,但是现在却成为上诉机构最大的阻挠者和破坏者。WTO的多边机制通过限制全球化的发展速度,保障了弱小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权利。同时这限制了美国凭借科技、金融等优势在全球获取利益,进而限制了美国向外扩张的速度。对美国而言,WTO的未来并不重要。一旦改革无法依照美国的意愿进行,美国将会通过双边协议和少数国家的区域贸易谈判,来建立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自由贸易区”。

  综合来看,美国针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方案,是为了满足当下的利益诉求和未来的霸主地位。美国WTO改革的核心就是削弱中国等新兴国家在WTO中的发展权,弱化新兴势力的国际影响力。这种以霸权压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改革方案,难以得到全球其他国家的认同和落实。

  三、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的欧盟方案

  在推动WTO建立时,美欧共同主导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但是与美国的态度不同,欧盟更加忧心多边贸易体系的存续以及WTO的改革进程。欧盟更加重视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以及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的权威。欧盟将捍卫WTO规则视为保障自身长远利益的手段,也将自己视为WTO改革的领导者。[石岩:“欧盟推动WTO改革:主张、路径及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第82-98页。]欧盟对未来WTO改革的方案设计,集中体现于欧盟委员会在2018年9月发布的《WTO现代化:欧盟未来方案》中。综合来看,欧盟方案集中于以下三大目标:首先是恢复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行,解决美国对上诉机构的不满。其次是扭转“不公平贸易”的局面,扩大欧盟的利益。最后是改变谈判规则,提升欧盟在WTO中的领导权。

  第一,欧盟主张以灵活多变的谈判方式替代此前的协商一致原则。欧盟认为,多哈回合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协商一致原则。因此应当采取灵活的多边主义推进多边谈判,改变协商一致的规则设计,细化原有的规则解释。欧盟在WTO改革的实践中采取的就是分别结盟的改革思路。欧盟在反对单边主义的议题上与中国结盟,在透明度以及公平贸易的问题上,选择与美国和日本结盟。欧盟推出新的谈判方式,其目的是期望改变此前的协商一致原则。欧盟认为,协商一致原则降低了各成员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限制了WTO谈判功能的发挥。因此,谈判方式需增加灵活性。在难以形成统一意见的贸易领域中,欧盟主张少数国家可以率先在WTO体系下开展多边合作并形成谈判成果。WTO应当认可该成果并且将该成果对所有成员开放以满足最惠国待遇的要求。欧盟贸易委员会的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表示,WTO应当准许其成员以不同的速度开展自由贸易。各成员方通过在不同领域灵活推进统一的目标,有助于关键领域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Cecilia Malmstr?m,“Transatlantic Trade in Turbulent Times,”2018,available at: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july/tradoc_157127.pdf.]

  第二,欧盟在透明度的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态度。欧盟认为目前的WTO监督机制严重失灵,无法保证通报义务的正常履行。欧盟认为,当下“不公平贸易”的出现,是由于WTO缺乏监督机制,导致西方国家频频遭遇“国有企业补贴”等扭曲竞争的现象。为此欧盟希望进一步细化透明度改革的要求。具体来说,欧盟希望WTO建立定期审议的机制,并且通报各成员国在透明度方面的总体表现。WTO通过考察对无力通报的国家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对有履行能力而长期不履行义务的国家进行制裁。欧盟希望通过强化各成员方的通报义务,实现“国有企业补贴”行为的最大约束。

  第三,欧盟希望尽快恢复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从方案来看,欧盟的改革意见基本迎合了美国的诉求。由于美国的阻挠,争端解决机制已经陷入停运的困境中。欧盟方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尽快恢复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因此对于美国主张的90天期限问题,欧盟与美国的意见相似。欧盟进一步指出,除非涉案的各成员方同意,否则在任何情况下,上诉机构的相关程序不应超过90天的限期。在事实和法律审查方面,欧盟主张缩小上诉机构的审查范围。上诉机构应当紧紧围绕专家组所认定的事实以及专家组在裁判中所涉及的法律形成意见。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方案和提升执行的效率,欧盟进一步提出建立新的机构来保持上诉机构和各成员方之间的定期交流,实现双方在法理和全球系统性问题方面的一致意见,以保障各成员方可以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欧盟认为在法官的独立性方面,每届法官的任期应当只有一届,延长每届任期为6至8年。为了在短期内保证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欧盟提出了上诉法官的过渡计划,确保已召开听证的案件可以进行审理。

  第四,欧盟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上,有相同的认识。欧盟在“发展中国家”标准的问题上指出,此前的划分标准严重落后,难以正确定位如中国、印度等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为此欧盟建议缩小“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对于已经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不再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对于尚未实现发展的成员,应当积极制定相应的路线图和规划时间表,详细公开本国预期全面履行WTO协定所有义务的实际日期,并对这一规划进行监督和审议。欧盟认为对于尚未制定的协议,在未来的协定中应当加入“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时限,并且针对履行协议的能力限制加入协定的成员数量。对于现有协定中的相关问题,也需要对此进行详细的商议,通过新的解释来进行详细的规范。

  欧盟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采取了灵活的结盟策略。针对不同议题欧盟组建了不同的战略联盟,为提升WTO效率而服务。但是欧盟的这一策略分化了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遭到其他国家的抵制。欧盟提出顺应美国意愿的不少改革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却遭到美国的否决。同时,欧盟方案较少回应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问题,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难题。

  首先,欧盟与美国的根本利益存在重大分歧。欧盟的WTO改革方案在很多方面试图迎合美国的利益诉求,但是却与美国的方案存在根本分歧。例如欧盟在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议题中已经基本满足美国的诉求,但是美国方面还是以各种理由予以否决。[在《关于WTO上诉机构的报告》中,莱特希泽详述了美国对于上诉机构的问题。详见USTR,“Report 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2020,available at: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Report_on_the_Appellate_Body_of_the_World_Trade_Organization.pdf.]美欧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对未来全球贸易秩序的方向存在分歧。欧盟建设全球贸易秩序的理念依然是二战结束后的自由国际主义。因此欧盟所希望的全球贸易体系,是以国际规则、制度来保障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但是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保护主义政策已经背离了美国二战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秦亚青等:“专家笔谈: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展望》2020年第1期,第1-26、153-154页。]在全球贸易治理的问题上,美国既希望有稳定的全球贸易环境,又不希望其他国家动摇美国的霸主地位。因此尽管美欧双方在WTO改革的很多议题保持一致,但是对于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设计双方存在根本分歧。

  其次,欧盟方案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由于欧盟为了解决WTO当前的运行问题,在不少议题上直接采用了美国的方案。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地位”、“非市场经济”等具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上都与美国保持一致。欧盟为替代协商一致而提出的新谈判方式,企图以分化发展中国家的方式达成改革愿望。欧盟的这一措施试图通过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来改变目前全球保护主义的势头。不少发展中国家指责欧盟采取灵活谈判策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绕开协商一致的限制,从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强行推广“国内监管”、“投资便利化”等有较大争议的议题。[石岩:“欧盟推动WTO改革:主张、路径及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第82-98页。]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通过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行为破坏全球贸易的稳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希望维系目前稳定的WTO体系。但是欧盟分别谈判的做法牺牲的,却是支持自由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欧盟试图通过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来安抚目前推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发达国家,只能在真正自由、公平的贸易道路上越走越远。

  表1:美国、欧盟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方案的异同

  美国欧盟

  相同透明度问题①目前的透明度原则执行效果差;②建立透明度定期审议、通报的制度;③对无力履行的国家进行技术援助;④对有履行能力而未履行的国家加大制裁力度。

  发展中国家地位①改变划分标准,缩小适用的国家;②尚未发展的成员制定履行时间表和计划书;③限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时限。

  不同根本目标①实现“美国优先”;②维护美国霸权。重塑欧盟领导权。

  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态度①坚持WTO改革的必要性;②必要时可以重新建立新的组织。坚持WTO改革和WTO的延续。

  争端解决机制①阻挠上诉机构法官遴选机制的启动;②上诉机构进行全面改革。①尽快恢复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②基本满足美国的诉求。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共治与区块链技术

  美国目前的战略背离了冷战后长期的政策传统,“美国优先”的政策是全球贸易冲突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欧盟全球贸易治理改革方案尽管具有灵活性,但是仍然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冲突。无论是美国所主张的“美国优先”还是欧盟所期望重塑的国际贸易秩序,其核心都是冲突秩序观的延续。但是全球贸易的冲突秩序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贸易合作的趋势相违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和谐共生观,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可以缓解南北冲突,促进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和全球贸易额的进一步增长。

  冲突秩序观的理论基于人的斗争性和人性恶的前提。在这一假设下,不信任和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要特征。[高奇琦:“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4期,第67-87、156-157页。]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美欧会采取“强冲突”的逻辑来保护本国利益。因此在冲突和不信任的理念下,追求自身贸易利益的最大化以及自身的绝对安全成为国家的最高追求。此前GATT/WTO模式通过建立超国家组织来实现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尽管这一体系在维护全球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以冲突逻辑指导的WTO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目标。事实上国家的发展无法通过冲突对立的冲突逻辑进行解决。现代经济理论表明,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要过程。对于全球贸易而言,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助于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实现各国在资源、权力、利益等方面的合作。国家作为人的集合体,同样具有类似人的合群性和共生性,这也导致国家在生存和发展中具有对其他国家的依赖。[金应忠:“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37-51页。]在全球贸易治理中,随着西方国家实力的相对衰弱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冲突逻辑下的WTO模式显然无法适应新的全球贸易格局。

  仅仅诉诸于道德或纸面上的制度,全球治理难以实现长期的有效治理。制度的有效性就表现为纸面上的规定被各成员方心悦诚服地接受,并转化为国家的行为规范。[任晓:“从世界政府到‘共生和平’”,《国际观察》2019年第1期,第42-56页。]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球合作对全球治理至关重要。全球价值链最理想的分工情况是各国的要素禀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但是组成贸易体系的各个部分并非相互成长又不相互干涉。西方治理逻辑长期以来是区分对手与同盟。卡尔·施密特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区分敌我。[[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在这样的秩序环境下,发展贸易就转变为寻找盟友和剥削敌人。无论是“美国优先”的战略还是灵活组织议题的方案,注定会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立。

  西方全球治理经验的另一大特征,是治理的内外两分。对内的国家治理与对外的全球治理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高奇琦:“和谐世界主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第144-156页。]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就是为了迎合美国国内民粹主义而放弃国际责任的表现。“美国优先”指导下的美国WTO改革方案,是希望摆脱WTO的限制,从而开展无限制的贸易自由化。这样的方式将发展中国家切身关注的利益排除出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可以继续享有不平等的贸易份额。[Hansel Pham,“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WTO:The Need for More Mediation in the DSU,”Harvard Negotiation Law Review,Vol.9,2004,p.335.]国际贸易分工的不合理导致了南北之间的冲突。所以两者矛盾的化解,就需要通过寻求矛盾的解决而接近“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的状态。[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5-25页。]全球价值链将各国通过价值的生产、分配统一为整体。全球贸易治理的根本困境,在于新兴国家与传统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但这种冲突是相互依存而非二元对立的。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的贸易水平更高,就认为发达国家在贸易体系中更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可以为全球价值链的革新产生深刻影响。价值链的深层标的是秩序。[陈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探析”,《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3-19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下的全球治理,其核心目标并非是促进资本增值,而是扩大全球范围内的总收益以及全球收益的合理、有序分配。区块链则是落实全球贸易共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手段。

  中国人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的调和与统一,是事物之间相生相成而达成的和谐状态。[任晓:“以共生思考世界秩序”,《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1期,第21-22页。]全球共治建立在和谐共生的秩序上,更加强调贸易治理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在贸易中,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对利益的追求会造成国家间的冲突,但是这样的关系恰恰需要贸易各方思考双方谈判的底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在全球贸易共同体中,国际贸易行为不仅需要思考自己的利益诉求,也需要容忍对方发展的需要。[金应忠:“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37-51页。]

  与美国不同,中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不是从根本上动摇全球贸易体系,而是要维护、补充全球贸易体系规则,促进更大程度的开放、互惠。中国WTO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增强WTO的权威。美国对上诉机构遴选机制的阻挠,不仅挑战了上诉机构的规则设计,也动摇了WTO在全球贸易中的权威地位。尽管目前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保护主义回流迹象明显,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自由贸易对于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技术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才可以避免全球陷入“以邻为壑”的对立局面,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五、用区块链来规制中美贸易冲突的中远期方案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新技术的变革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下主要贸易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是全球贸易治理面临的现实难题。当前美国的单边主义措施,不仅导致中美贸易出现巨大冲突,甚至导致美欧、美日之间也出现巨大的分歧。美国对外所展现的独断自利与民粹主义行为,为全球贸易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王志芳:“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1期,第100-112、128页。]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直接挑战了WTO解决国际贸易冲突的能力,也增加了中美双方不必要的损失。中国商务部2017年的报告指出,世贸规则和多双边协定是中美合作的法律保障,双方均从经贸合作中获益。[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2017年5月25日,详见:http://images.mofcom.gov.cn/www/201708/20170822160323414.pdf。]全球共治的方案的落实需要依靠新技术的支持。中美贸易关系的稳定同样也需要依靠新技术的支持。区块链可以为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提供新的空间和思路。

  第一,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重塑贸易的压舱石地位。经贸关系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两国的经贸合作可以弱化两国的对立情绪,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仅导致双方的损失,也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和科技链。贸易的冲突通常涉及多方参与者,而冲突的解决往往也需要多方合作共同进行。IBM关于区块链在咖啡贸易应用的演示,就为区块链在中美贸易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样本。区块链所依托的多中心和共识机制,既可以通过特殊节点的投票实现贸易信息在短时间内的验证,又可以通过超级节点实现区块链的管理与调整。这些都有助于促进两国的长期发展和共同繁荣。目前美国社会对于区块链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自由、隐私等意识形态领域,而东亚社会普遍聚焦于进行区块链实体项目的落地。中美两国开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贸易合作,可以在中美之间建立新的技术合作标准,促进全球范围内区块链应用准则的形成。

  第二,建立全球性数字货币,是中美开展区块链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区块链背后的治理机制依照其发行的数字货币来展开。缺少数字货币的区块链就像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目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主要存在三种形态,但是在中美合作中却都存在很大的弊端。第一种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加密货币,在跨境流通支付中会面临洗钱、走私等风险。第二种是各国央行主导的法定数字货币如中国的DCEP、瑞典的“e克朗”等。中央银行主导的数字货币在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是国内支付,跨境贸易结算的部分并不完善。第三种是由大公司或公司联盟主导的数字货币,如Libra、Celo等。Libra的币值采取一篮子货币的形式。这样的设计不仅增加了资金外逃的风险,也挑战了各国的货币发行权,因此遭到各国监管机构的反对。[详见易宪容:“Libra能否成为超主权的全球信用货币——基于现代金融理论的一般分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第30-33页。许多奇:“Libra:超级平台私权力的本质与监管”,《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第38-41页。]以美元为定价标准的数字货币Celo无法改变美元体系的实质。[杨洁萌:“Libra乌托邦与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机遇”,《新金融》2019年第12期,第40-47页。]美元作为中心化货币的一种,其实力的增强反而会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波动性。[张纪腾:“区块链及超主权数字货币视角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E-SDR的创新与尝试为例”,《国际展望》2019年第6期,第20-45、151页。]全球性数字货币可以通过全球各主权国家的协商与谈判,建立类似特别提款权(SDR)的一篮子货币形式。这样的数字货币有助于各国监管机构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避免数字货币匿名交易引发的犯罪风险。同时,全球性的数字货币基于全球主权国家的共同背书,改变Libra等数字币的低信用风险和以美元为定价标准的单一体系。而且全球性的数字货币也可以发挥数字货币低交易成本、低盗窃成本和高延伸性的服务优势。

  第三,通过全球性数字货币可以改变目前中美之间大额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提升关税、对中国开展“两反”调查的直接原因,都是基于美国长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元体系的影响。国际贸易实质是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双向互动,贸易逆差的实质是两国之间商品和货币交换的不对等。一国货币的国际购买力取决于一国的商品数量,而商品在全球流通又需要货币的支持。[刘伟:“从经济实力与国际货币体系看美国贸易逆差——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91-96、160页。]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由于中国商品大量流向美国,美元大量流向中国。在美元霸权下的畸形国际贸易体系下,各国如果需要其他货物就需要购买美元,美国的对外贸易同样需要印发大量的美元。因此一旦美国经济实力出现衰退,大量印发美元的弊端以及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全球性数字货币可以相对真实地反应中美两国的贸易活动。中美双方可以利用全球性数字货币,将双边贸易从美元体系中分离出来,实现中美贸易治理的重构。由于全球性数字货币的获取有相应的规则和限制,并且采用一篮子货币的定价标准,因此可以建立相对稳定的全球货币体系,避免国际贸易因货币波动产生大范围的问题。

  第四,区块链可以进一步加强中美在透明度方面的合作。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在透明度领域主要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领域。区块链可有助于两国在知识产权领域达成共识,增强两国对技术发展的共同监管,最终促进两国的科技领域实现合作与共赢。美国频繁依据其国内的超级301法案,展开的知识产权保护,事实上属于美国单边主义的范畴。一些国内学者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主张增强国内的反制措施来保障我国企业的权益,避免美国方面的无端指责。还有观点主张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抵制美国技术霸权的行为。[王金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美国的技术霸权”,《国际展望》2019年第4期,第115-134页。]但是从长期来看,与美国的冲突、对立会阻碍我国科技的长期发展。通过建立全球性的数字货币,可以将两国的一些重要资产通过上链的形式进行数字化处理。区块链技术令IP永久保存、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对于知识产权治理可以形成巨大的助力。区块链技术可以在每一次记录中生成时间戳,并通过对信息的更新和产生新信息的时间产生新的区块,因此可以有效地证明知识产权的产生时间。[华劼:“区块链技术与智能合约在知识产权确权和交易中的运用及其法律规制”,《知识产权》2018年第2期,第13-19页。]区块链技术,可以使交易信息可追溯,降低交易中的维权成本和取证难度。在智能合约的有效监控下,中美双方可以扩大信息交换的力度,增强在技术领域的双向监管和执行。此前,中美之间通过共同申报准则(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进行信息的交换,未来通过区块链可以进一步强化两国在信息交互方面的沟通,这既满足了美国公平贸易的要求,扩大了双方合作的空间,又有助于中国完善相关的法治建设和政策执行,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

  六、如何运用区块链技术推进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重构?

  当下的建立在冲突逻辑的基础上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已经面临难以有效运转。中国所提倡的全球贸易治理方案应当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上,强调全球贸易的互动与协作,是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重构。全球共治的思维以和谐共生为核心,是化解西方冲突逻辑的重要思想。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贸易体系的重构问题。区块链作为未来的重要技术,可以构建以全球共治为核心思想的全球贸易体系。WTO在2018年发布了《区块链能否为国际贸易带来革命性变化?》文章,其中重点关注了区块链技术对WTO可能的改善,以及目前在全球贸易中实施区块链的风险点。[Emmanuelle Ganne,“Can Blockchain Revolutionize International Trade?”WTO,available at: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blockchainrev18_e.pdf.]区块链以分布式账本、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密码学四大技术构成。其核心目的是确保规则的开放、透明、高效。[高奇琦、张纪腾:“区块链与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基于全球正义经济秩序构建的视角”,《学术界》2019年第9期,第21-36页。]从技术特征来看,区块链四大技术特征要解决的问题是信任问题。其中的理念就是在多中心的技术支持下,实现数据流程的透明、公开,从而增加行为的可信度。此前全球贸易治理的一个难题,就是解决不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信任危机。全球共治理念所强调的多元治理同区块链多中心的特征相匹配;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也和协商一致的谈判原则相契合。因此中国在推进全球共治的方案时,可以在区块链应用的基础上进行。

  第一,未来的全球贸易体系的重构要建立在WTO权威强化的基础上。贸易体系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一部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要强化联合国权威,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变革要建立在WTO的强化。只有尽快恢复WTO的运行,全球贸易治理才可以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重新稳定全球贸易秩序。只有坚持开放、互惠才可以实现多边贸易体系的要素流通和资源整合,实现国际经济的发展,克服区域主义分散性、排他性的弱点。[John Ruggie,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48.]对于美国、欧盟广泛关心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中国应当明确这一问题的底线和红线,既要维护自身的发展权益,又要通过最大的改革力度表明自身的态度。在“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改革中,中国坚持维护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尊重不同成员的发展模式,积极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全年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促进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

  第二,区块链重构协商一致原则,增强全球贸易的多元治理能力和WTO权威。增强WTO的权威性,就要避免个别国家通过新概念、新表述偷换概念,另起炉灶。欧盟提出灵活多变的谈判模式就是由于协商一致原则缺乏效率。在实践中协商一致仍然难以摆脱俱乐部模式和大国垄断。区块链多中心的特征,确保了少数群体在贸易谈判中的发言权。与传统国际谈判不同,区块链中各节点具有平等性,因此在区块链中各节点具有平等的发言权而不需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通过区块链可以组建起多中心的谈判结构,这样既满足了欧盟灵活处理议题的需要,又保障了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例如中国在参与谈判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区块链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组成联盟,与欧美发达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刘志中、崔日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演进与中国的角色变迁”,《经济学家》2017年第6期,第52-59页。]区块链技术通过重构协商一致原则的实现形式,可以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参与度,为多元共治、共商共建的国际贸易新秩序提供了技术支持。

  第三,区块链可以增强WTO的监管能力,维护WTO的权威。美国和欧盟对透明度原则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对WTO执行力低的不满。目前的WTO通报机制不仅通报义务繁多、缺乏规律性,而且WTO对违约的成员方缺乏必要的惩罚机制。未来智能合约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通报义务的执行问题。与中美摩擦中智能合约的应用类似,在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基础上,各成员方将自己的资产进行上链。通过联盟链的形式,将各国的通报义务以数字化合约的形式进行固定,既可以敦促各成员方建立更加规范、统一的通报形式和通报内容,又可以通过通报信息的时间戳判断通报的时效性,降低通报的额外成本。并且在各成员方资产上链和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前提下,一旦有成员方违反了通报义务,WTO可以通过智能合约之间对违约方直接进行惩罚。

  第四,区块链可以改变美元支付体系,从而重构全球贸易的支付体系。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军事、金融领域的巨大优势为全球贸易支付建立起庞大的“美元帝国”。SWIFT系统对全球金融支付的垄断长期绑架全球经济。各国曾采取多种方式,试图缓解美元所带来的金融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特别提款权曾是各国缓解美元危机的主要尝试,但是由于SDR缺乏信任基础,使用范围受到很大的局限。[张纪腾:“区块链及超主权数字货币视角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E-SDR的创新与尝试为例”,《国际展望》2019年第6期,第20-45、151页。]美元支付体系所依托的是美国经济以及美元信用,在市场交易中依靠第三方机构实现跨境的交易。第三方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并不沟通,彼此间还需要新的代理关系。因此传统的跨境交易时间长、速度慢。全球性数字货币基于点对点传输的技术,可以实现交易双方的直接交易。不仅如此,密码学以及分布式账本保障了交易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可以降低全球贸易中支付记账造成的额外成本。数据显示,到2022年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金融企业降低200亿美元的记账成本。[任哲、胡伟洁:“区块链技术与支付体系变革”,《中国金融》2016年第14期,第90-91页。]

  第五,区块链技术可以建立统一的交易平台,降低全球贸易融资的风险。在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基础上,区块链可以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提供帮助。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沿线的多数国家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并且面临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迅速建设金融服务的相关基础设施。基于区块链数字协议的去中心化特征,区块链技术可以为多方参与者提供完整的交易信息。通过区块链技术还可以解决跨境支付中的交易风险。沿线国家通过协商建立统一的区块链跨境支付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中高效安全的密码学特征,提升跨境交易的安全性。[王娟娟、宋宝磊:“区块链技术在‘一带一路’区域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当代经济管理》2018年第7期,第84-91页。]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与多家机构一起研发“海湾地区区块链贸易融资平台”。区块链平台通过开展线上的数字金融活动,可以为各国金融监管提供实时的平台。同时区块链平台的多中心、开放的特征,也可以帮助各类金融机构审查企业业务的真实性,降低审计风险,提升业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