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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技巧大全-论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制度以民法总则第92条为视角
时间:2021-04-17 10:27:42

  中国宗教工作法治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指引,以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以五教划分为平台。2017年,《宗教事务条例》作出修订,分别确定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的法人地位。同年,民法典“开山之作”《民法总则》基于现阶段我国的佛道教的信徒人数众多、影响力较大的特点,以佛道教视角来考量进而进行立法设计,开创性地将宗教活动场所确定为捐助法人,是更为符合实践需求且更经济的选择,有其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完善捐助法人地位的配套方案,切实解决宗教活动场所的诉讼、税收、财产权属问题应当成为进一步讨论的议题。在上述关乎实践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前,对于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类型讨论应当秉持解释论的视角,运用法律解释技术,使这一制度更能够适应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一《民法总则》中的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制度

  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正式施行,其于第三章对法人的分类进行了创新:首先,其依循功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方法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两大类型,为保证周延性又添加特别法人一类;[1]进而,对于非营利法人依据不同标准进行再分类,即以成立目的为标准,分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与为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2]以组织形态为标准,分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以资金来源为标准,分为捐助法人与非捐助非营利法人。[3]

  我国的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制度在《民法总则》第92-95条作出了相关规定:第92条将其确立为捐助法人,第93-95条对其治理结构进行了相关制度设计。结合《宗教事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可以做如下理解:

  (一)宗教活动场所经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民法总则》第92条第2款规定:“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取得捐助法人资格。法律、行政法规对宗教活动场所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换言之,宗教活动场所只需具备《民法总则》第58条规定法人成立的一般条件,即可取得法人资格,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4]

  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上述条文中的“可以”一词,具体而言,宗教活动场所有权自主选择是否进行法人登记,未进行法人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不享有法人资格,但并不影响其作为寺观教堂所能够行使的权利。且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第23条的规定,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法人登记之前还需经历两重前置程序,即经所在地宗教团体同意,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才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法人登记。

  (二)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类型特定

  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法人登记后,只有一种可能的法人类型,即成为捐助法人。对于这一法人类型的具体定义,立法未进行释明。一般理解是,捐助法人应当为其初始财产与主要财产均来源于捐赠的非营利法人,但其实践中的含义远非如此明了,大部分的宗教活动场所资金来源都处于捐助与非捐助之间的模糊地带。[5]

  (三)捐助法人的治理结构[6]

  根据《民法总则》第93、94条的规定,宗教活动场所作为捐助法人应当制定法人章程,设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并且对于捐助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有向捐助人及时、如实答复其意见和建议的义务。

  同时,《宗教事务条例》在第19-35条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筹建、管理等具体事项作出了细化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条例》第19条将宗教活动场所的范围界定为“包括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第20条从人员、资金、宗旨、必要性和布局五个方面对其设立条件作出了要求,这两条规定对于判定处于宗教与民俗模糊地带的活动场所是否属于宗教活动场所这一类型提供了参考标准。

  另一方面,《条例》第49-60条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进行了规定。《条例》第52条确立了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不得用于分配原则,第53条确立了捐助者不享有财产所有权、使用权的原则,上述两项原则主要目的是为厘清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与利害关系人财产之间的关系,为应对宗教活动场所商业化风险与宗教财产争议提供法律依据。

  (四)宗教类事务的补充性法律渊源

  根据《民法总则》第10条的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事实上肯定了在法律尚未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援引传统习惯、教义教规对宗教活动场所相关事务予以处理。

  二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制度的争议问题

  第一章主要对于《民法总则》中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制度进行了释明。尽管不可否认这一制度的突破性,但对于其中的部分问题,仍存在不少争议。

  (一)宗教活动场所的主体化

  通常而言,对于建筑物、礼拜物、法物,民法上一般通过物权制度将其作为法律客体进行保护。欧洲中世纪教会法学的兴起推动了宗教组织/团体法人化的进程,但对于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化则持保留态度。《天主教法典》中“所有归属于普世教会,宗座,和其他在教会内公法人的财产,皆属教会财产”的规定将教堂和聚会点确立为教会所有的财产,作为法律客体进行保护。

  事实上,我国之所以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法律主体进行保护,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佛教、道教的管理特点所致。作为我国的传统宗教,佛教、道教具有分散性、独立性的特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层制结构,寺观之内较为封闭,通常由方丈、主持管理内部财产,对外也主要以寺观的名义行事;且寺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等级关系,财产彼此独立。这一特点决定了推动我国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化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宗教财产制度的变迁也推动着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法律主体进行保护。改革开放后,宗教界拨乱反正,逐步对文革时期没收或关闭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返还和重新开放。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建设部于1989年发布《关于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中几个涉及政策性问题的原则意见》明确了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宗教活动场所:对于除信徒个人购建的带有家庙性质的、主要用于自住和修行、不作为社会宗教活动的小寺庵归个人所有外,其他大部分宗教活动场所都归属于宗教团体所有。此时,寺观教堂仅具有宗教财产属性,作为法律客体受到保护。

  20世纪90年代,适应市场经济、合理划分与政府的关系成为了宗教工作的新方向。政府对于宗教团体的财政拨款开始削减,宗教团体下辖的各宗教活动场所被迫开始“自负盈亏”,自行解决寺内教职人员的工资与住房等各项福利。随着财政收支权由宗教团体逐渐转向了宗教活动场所,后者因而对于成为独立法人有了更加迫切的需求。国务院也作出了相关尝试。1994年国务院颁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第9条第一次确立了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地位,其规定:“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具备法人条件的,同时办理法人登记,并发给法人登记证书。宗教活动场所法人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换言之,对于符合《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成立条件的宗教活动场所,其可以在依法登记时一并申请成为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这一规定开启了我国宗教活动场所作为法律主体受到保护的历程。[7]

  (二)将宗教活动场所界定为捐助法人的妥当存疑

  《民法总则》规定的捐助法人是将原适用于基金会法人类型推广至宗教活动场所,从设立基础、是否排斥成员的存在、治理结构三个层面来看,其内核仍是财团法人。[8]

  具体而言,《民法总则》第92条将捐助法人规定为以捐助财产为基础而设立的法人组织,且虽然该条并未明确否认成员的存在,但结合第90条关于社会团体法人的规定以及第94条关于捐助人权利的规定,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说,捐助法人概念与财团法人概念一样,也排除了成员身份的存在。[9]同时,关于治理结构,尽管《民法总则》第93条规定捐助法人必须设立理事会或民主管理组织等意思机关看似与财团法人的特征相悖,但是事实上这类意思机关无权决定涉及法人的相关重大事项,并非“自律法人”,《基金会管理条例》第15条便是典型的体现。因此捐助法人实质上是财团法人。

  立法之所以将宗教活动场所界定为捐助法人类型一方面是沿用基金会的立法设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佛教、道教的传统特征的考量,也即,寺庙、道观大多具有分散性,往往没有集中的管理体制,一山一寺观,离群索居,主要的收入来源于信徒的捐赠,因而可以被界定为财团法人。

  这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无法兼容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特点。以基督教为例,其具有主教制、长老制和会众制三种组织形态,具有明显的科层体系,以最高意思机关的决策为指引,其主要财产也往往并非来自于捐赠,因而具有典型的社团法人的特征。伊斯兰教也是一样,其虽然没有严格的教会建制,但按照其教义,“乌玛”是由全体穆斯林组成的团体,其基层组织——教坊则是由本地穆斯林所构成的集合体,难以被认定为《民法总则》第92条规定的捐助法人

  其次的问题是,即便是佛教、道教的寺观,其主要财产是来源于捐赠吗?根据嵩山少林寺官网信息显示,其名下有少林无形资产管理中心、少林文化传播中心、少林武僧团、《禅露》杂志社、少林书局、少林药局、少林欢喜地、少林香堂、海外文化中心等数个机构。其中,成立于2008年的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前身为少林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其最核心的机构之一。该公司由释永信(少林寺现任方丈)、释永乾、中国嵩山少林寺分别持股80%、10%、10%,其主营业务为“文化艺术交流、武术交流;文化演出及经纪服务;会议展览展示服务;少林及少林寺自有无形资产的管理;旅游资源及产品的开发;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该公司实缴资本100万,累计对外投资逾3000万,资金链庞大,完全足以覆盖寺内运行,而并不靠信徒的香火钱予以维系。即便忽略掉少林寺这类规模庞大的宗教活动场所,普通的寺观财产的主要来源也往往是门票收入或是政府财政拨款,与捐助法人的含义并不相符。

  更进一步的分析是,财团法人制度实质上是以没有成员的名义排斥捐助者、管理者乃至受益者的最终决策权,又以没有意思机关的手法使国家机关名正言顺地掌握法人最高决策权[10],这事实上并不利于推动宗教活动场所自治。

  (三)捐助法人与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能否适用民法中关于“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的相关条款。

  部分学者认为,宗教活动场所具有公益性,理由是宗教活动场所设立的目的是开展宗教活动、促进宗教事业。但无论是《公共事业捐赠法》或是《慈善法》中关于“公益”范畴的描述均未将“宗教”纳入其中。

  事实上,《民法总则》将非营利目的划分为公益目的与其他非营利目的,后者不仅包括互益目的,还应当包括自益目的,区分的标准是利益分配的不同。互益性法人是为了成员间的共同利益所成立,因此其利益接收方与利益付出方是相同的,都是互益性法人的设立人、出资人或者成员。此外,互益性法人自身也不是利益的接收方,法人自身没有独立的利益。而自益性法人则主要是为了法人自身利益(存续利益)而设立。其利益接收方是自益性法人自己,自益性法人则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即维持自身运转。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是典型的自益性法人——需要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需要资金进行修缮,需要客观的日常开支等。[11]

  因此,捐助法人不属于“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不能适用于《民法总则》中关于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的相关条款,应当将《民法总则》第92条的两款进行区分看待。

  (四)《民法总则》与《宗教事务条例》中关于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冲突

  这一冲突主要体现在宗教活动场所的监督机构的设立。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而言,监督机关与宗教活动场所的神圣性不兼容。宗教事务主管部门虽有较大的监管权限,但也从未规定监督机关为宗教组织必设机关,更没有规定其有权向宗教组织选派监督人员。《宗教事务条例》中也并没有涉及监督机关的相关规定。《民法总则》第93条关于监督机构的规定应当进行限缩解释,排除对于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适用。

  三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类型的不同主张

  基于对《民法总则》第92条的分析与批判,不少学者对于宗教活动场所提出了新的法人路径选择,主要有以下方案。

  第一种方案主张将宗教活动场所确立为财团法人。吴昭军教授在评法学会《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84条时对这一方案表示了肯定,主要的理由来自于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并非认购股份或者出资形成,而是由捐助集合而成,现行立法正是采纳了这一方案。

  第二种方案主张将宗教活动场所确立为社团法人。该说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各类宗教往往都是表现为共同信仰的群体结合而成,人合性鲜明;第二,宗教活动场所具有其自己的决策机关并配套有相应的人事管理制度。反对者通常是以佛教的视角进行考量,认为寺院与僧侣之间的组织关系往往较为松散,僧团组织是事实上形成的集体,而并非合意的产物,同时,僧侣进入寺院无须给付一定财产,之后也无权对寺院财产进行分割。

  第三种方案主张借鉴日本的模式,单独为宗教法人立法,将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在新的法人类型体系下进行分别界定。该说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宗教组织不属于社团法人,因为其尽管具有人合性,但是这种集合不是平等个体社员,其财产也并非由内部成员出资构成。第二,宗教组织不属于财团法人,因为虽然宗教团体存在捐助,但是这些捐助在并非全部,甚至并非主要的宗教财产,上文中的少林寺是典型的例子,而且宗教组织的执行机关也并不是单纯按照财产捐助者的意思管理财产。第三,我国教派繁多,各教教义、组织形式、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例如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组织人合性更显著,倾向于社团法人性质,而佛道教组织则更倾向于财团法人。因此该说认为,未避免单一的法人模式容纳多教派的宗教组织,应当建立统一的宗教法人制度,并将社团法人型宗教组织、财团法人型宗教组织包含在内。[12]反对者主张以宗教法人内部体系杂乱,无法用单一的法人模式来规制,立法难度大。

  部分学者对上述方案的元素进行调整,形成了新的主张,这类主张仍然是基于财团法人与社团法人的二分法而提出的,是上述方案实质上的变体,例如张建文教授主张将宗教活动场所依据其宗教建制自主选择登记为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13],吴才毓教授主张将宗教活动场所界定为非营利法人,在这之下可以区分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14]。

  对于上述方案的选择,影响着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制度设计的周延性、准确性与合理性,第一种方案适合于佛道教宗教活动场所,第二种方案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教义更为契合,因而都具有片面性。第三种方案带有一定的折中性,但正如反对者而言,单独设立宗教法人,在其之下又进行细分财团法人与社团法人,这实质上将问题推向了原点,且不同种类的宗教活动场所差异较大,立法难度大。

  综合考量之下,第三种方案更能适应多种类型的宗教活动场所,是解决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化更为适宜的选择,但在现阶段,我国宗教立法尚不完善,采取第一种或第二种方案更能经济且迅速地保障宗教活动场所的相关民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