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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案例实践-中小微企业融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山东省济
时间:2021-04-23 10:37:26

  自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快速成长与发展的中小微企业已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日益凸显的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也成为了其发展路上的一道重要阻碍。

  本文结合前人的文献研究法及实证研究法,创新性地对济宁市进行了为期14天的实地调研法。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亲身前往山东省济宁市进行中小微企业融资供给情况调研,结合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供给现状对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因素进行了假设,首次将地方金融组织与大型城市机构纳入多元回归模型,最终基于研究结果,开拓性地给出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对策以及有力证据。

  (一)研究背景

  中小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涵盖了从农业,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广泛范围,在中国几乎随处可见。2014年,中小企业为中国GDP增长贡献了65%,占税收总额的50%,创造了中国75%的就业机会。一方面,中小微企业拉动了全国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为国家经济的硬实力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也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重要创新点。

  但是,截至2018年3月,新三板共有11650家上市公司,其中约40%的上市公司未实现融资。尽管新三板市场发展迅速,但仍然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CHFS)的数据,2013年,全国68.9%的中小企业没有贷款,其中超过95%的客户未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

  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仍然存在,具体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司融资的政策支持强度不够;第二,企业自身的资产规模不足,容易形成较大的系统性风险;第三,企业家自身品格不良,导致其与金融机构间的关系越来越差。本文期望分析当前时期中小微融资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结合个人的实地调研经历以及实证分析结果,从政策制定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等方面来寻求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出路。

  (二)研究过程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和实证研究法。

  在本文的第二章中,我对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主要研究文献做了一定的总结,并将目前的研究成果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的成果:关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成因的研究、融资偏好顺序研究以及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策研究。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三章的实证研究与考察。在第三章中,我以济宁市为例,从自身的实地调研出发,分析了目前中国中小微企业面临融资环境中的供给方。济宁市作为全国中小微企业金融改革的试点型城市,其供给方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学习性。

  第四章和第五章为实证研究部分。基于前两章的前人研究文献和实地调研经验,我打破了前人只对企业因素进行分析的限制,将地方性金融组织与大型城市金融机构的供给因素纳入实证模型,对“中小微企业融资影响因素”进行了模型假设、变量设立、数据选取以及模型分析。最终得到统计学与经济学均显著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结尾部分的第六章,我对最终模型进行了更深入的解释与分析,并结合前文所用的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和实证研究法,对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创新性建议与展望。

  (三)研究意义

  通过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我希望能够寻求现阶段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办法,以此来帮助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地成长。此外,通过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也能促进我国金融体制、产业结构的不断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文献研究方面,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整理与总结,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出较完善的总结,为自身提供更宽广的视野同时,也为后来学者的研究进行初步梳理。

  实地调研方面,我希望通过创新性的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与数据,为国内研究者涉猎尚浅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供给方”提供一些资料与信息。而这些数据与材料,也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策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实证研究方面,我采用了国内外学者广为接受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我实地调研获得的新数据,得到较为新颖的模型与结论。这也为我国如何改进中小微企业融资现状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

  因此,本文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更新补充,对现有以及未来的研究有着一定的理论与实际价值。

  二、

  文献综述

  鉴于国内外金融行业发展水平以及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实际状况不同,本部分我将分为国外文献与国内文献两部分进行归纳汇总。

  (一)国外文献综述

  在外国学者的研究中,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最主要是由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引起的。较有代表性的有,MiroslavMateev,YankoAnastasov(2010)提出的logistics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通过这一模型他们探究了影响欧洲中小企业融资以及发展的因素[1]。他们的研究表明,企业价值往往不为企业发展时间所影响,即对于企业来说时间的累积效应几乎不存在,真正影响企业价值的是现金流的风险情况、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及一些其他如“管理制度”等的企业自身因素。在融资服务提供过程中,中小微企业往往因信息不对称、管理不规范、信誉担保不合条件而被大型金融机构拒之门外。标准化与稳定化规则,是新时期金融体制得以顺畅运行的重要保障。在这一方面,中小微企业想要拥有更强的融资能力水平,就必须在理想标准与现实效率中做好权衡。

  另一大主要研究领域在于融资偏好理论,该理论较为系统性地分析了一般企业在面临融资需求的时候对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倾向。Myers和Mujluf(1984)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的时候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因素,形成了优序融资理论。通过一些后续学者的不断发展,优序融资理论逐渐发展为“以内部融资为主,当内部资产规模不足以覆盖融资需求时寻求外部融资”的一般理论。该理论认为,最优先的融资手段为内部融资,其次是债权融资,最后才是增发股权。Myers优序融资理论认为,企业采用这种融资策略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个原因:第一,内部融资成本低于外部融资成本,这主要是由内部与外部投资者对于企业风险认识不同,导致他们对投资回报的要求不同;第二,外部融资是一个信号,该信号会使外部投资者认为企业正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风险,从而造成企业股价下跌等情况,而这是企业家们不愿意看到的。

  关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大多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政府政策管制和融资渠道的拓展。不过,即使是在同一部分,不同学者之间的意见也不尽相同。比如政策管制方面,美国经济学家Mekinnon、Shaw认为政府管制对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存在负面影响。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金融抑制”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是:国家的金融管制是出于理性以及市场要素考虑,因此越进行金融管制,一个国家中被政府支持的行业发展就越迅速,中小微企业就面临越大的融资困难;然而Andreas Klasen(2013)以德国从事外贸行业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政府政策与措施对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的影响[2]。他在研究中指出政府的支持政策能显著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情况。显然不同国家及其政府,对于管理自己国家资金流向的方法也不相同,而这一态度上的不同正是造成两篇文献结论不同的关键所在。关于融资渠道方面,根据Stiglitz,WeiSS(1981)和Gines Hemandez-Canovas,(2010)提出的观点,外国中小企业最通用的融资手段为信贷配给和关系型贷款[3]。信贷配给需要抵押担保,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对企业的经营能力、盈利能力以及风险管控等有明确的要求;然而关系型贷款主要考察企业的成长性、市场占有率、管理者素质等“软信息”。虽然这些软信息并不容易获得,但中小微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其组织结构灵活的特点,在漫长的程序中另辟蹊径,通过大型企业无法量化的指标信息获得融资。

  总的来说,虽然国外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领域,但他们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来源、优序融资理论以及相关对策方面仍有值得国内学者们研究学习的地方。

  (二)国内文献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张维迎和任崇海等国内学术研究发表以来,国内有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焦点与国外相似,但考虑的方面更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具体来讲,学者们的研究同样围绕着以下三方面的问题而展开:融资难的成因、融资偏好顺序以及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策研究。

  1.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成因的研究

  从目前国内学者的文献研究来看,造成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的最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与机构的不健全以及中小微企业自身的缺陷。

  第一,信息不对称。樊纲(2000)认为,在金融市场与机构的不断发展中,中小企业的总体量与其融资渠道不成正比,金融机构认为中小企业风险过高,为其提供的融资渠道及服务有限[6]。张维迎(1997)认为,投融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投资项目、业务管理能力和选择行为三个方面的信息不对称[7]。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指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8]。于学花和栾谨崇(2005)认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中会有信贷配给[9]。林淑乐(2011)、苗大霄(2012)等学者也认为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关键因素。

  第二,金融体制的不完善。一些中国学者通过对大量中小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受到了区别对待。任崇海(1997)提出,为数众多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在融资时会遇到所有制歧视的问题。张杰(1998,2000)认为我国金融机构为国有,金融机构长期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来源并由此造成的国有企业的依赖性导致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10]。同时国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非公有制存在歧视,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更窄。张杰(1999)对金融机构的所有制歧视进行了剖析。银行对国有公司进行贷款后,贷款公司出现的资产减值等风险因素均不需要贷款银行负责;反之,如果收到贷款的非公有制公司出现意料外的违约风险,则银行需要自身来承担这一损失。

  第三,中小微企业的自身缺陷。除了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以外,中小微企业内生或外生的各种自身缺陷也是导致其融资难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胡援成(2004)指出,中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最为融资供给方关注的是其运营以及风险抗性[11]。马九杰、毛星听(2005)研究认为管理者的素质也会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12]。与马九杰、毛星听的研究相似,李扬(2011)认为中国企业家身上存在较大的信用与契约精神的缺失,这使得银行、小贷等融资供给方在贷款时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风险因素,因此他们在选择企业时会存在异常的谨慎与风险厌恶[13]。方先明、吴越洋(2015)认为新三板市场上中小企业融资效率不理想的原因是企业盲目融资、融资目的不单纯、其主营业务的发展具有局限性等[14]。

  2.融资偏好顺序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大多都符合Myers和Mujluf的优序融资理论。陈晓红和黎璞,周月书等对中小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次序和偏好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与Myers类似的结论[15]:企业以“内部融资优先,债权融资第二,股权融资最后”的次序进行融资。唐文萍(2013)实证分析发现,民间借贷是外部融资的重要补充[16]。黎翠梅等(2016)则针对农村中小微企业提出了不同观点[17]。他们认为农村企业的内部资产规模有限,内部融资往往达不到其发展需求,因此农村中小微企业转而以商业银行贷款为第一融资渠道的选择,进而提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受其内外环境共同决定的结论。

  3.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策研究

  由于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多面向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在选择融资途径的时候往往不会选择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会转向为其提供更多服务的民间金融组织。综合国内学者对于政策、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组织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目前阶段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政策支持、融资渠道以及信用体系。

  第一,政府的金融管制。在信息不对称方面,国内很多研究都在不同方面分析了这种“不对称性”产生的原因及应对方法。林毅夫、李永军(2001)认为,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建立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及政策来实现。但是政策以及激励措施方面并没有让这些担保机构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短期来看该机构能为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提供的帮助有限。

  第二,扩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林毅夫、李永军(2001)、周兆生(2003)认为银行存在系统性不足,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收效甚微,如果能够引入风投的机构与制度便能极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邱华炳、苏宗华(2000)则提出通过发展债权融资渠道来缓解银行贷款的系统性风险[18]。

  第三,针对中小企业建立信用体系。彭兴韵(2002)在研究中指出,中国信用体系的建成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强调了政府的领导建设对于信息透明的重要性[19]。罗正英(2004)认为关系型信贷将成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主要手段,因此如何解决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便成了关键因素[20]。宋羽(2012)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做到企业、银行和政府三方的共同努力[21]。

  三、

  中小微企业融资供给现状分析——以济宁市为例

  (一)政府机构“金融办”

  济宁市,山东省辖地级市。济宁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东邻临沂市,西与菏泽市接壤,南面是枣庄市和江苏省徐州市,北面与泰安市交界。是山东省政府批复的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之一、是历史文化名城、滨水生态旅游城市。济宁属暖温带季风气候,面积11187平方公里,2018年常住人口834.59万人。2019年,济宁市地区生产总值为4370.17亿元,增长3.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03.84亿元,增长0.9%;第二产业增加值1760.01亿元,下降0.3%;第三产业增加值2106.32亿元,增长8.6%。济宁市下辖11个县市区,包括2个市辖区(任城区、兖州区),7个县(微山县、鱼台县、金乡县、嘉祥县、汶上县、泗水县、梁山县),代管2个县级市(曲阜市、邹城市)。济宁市人民政府驻任城区。

  作为监管与领导的部门——政府金融办,其主要职能在于监管地方金融组织良好运行,并为其他金融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合作提供协助。由于济宁市的政治经济条件相比全国一线以及准一线城市仍有差距,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坐落在任城区乃至整个济宁市并不多。相对的,地方性金融组织成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部分金融机构的存在(如大型国有银行的分行、地方性商业银行、保险类金融机构等常见金融机构)使得济宁市拥有与其他城市在企业融资规模方面一比高下的能力,但由于金融机构需要根据银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其他监管机构的条例,报备金融机构的总部审批,设立成本较大,因而在人力资源分配上区政府一级并没有过多地干涉金融机构的组织运营与发展,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主要责任在于市政府一级的金融办监管部门。

  作为监管地方金融组织经营活动的金融办,其济宁市地方性金融组织的主要构成有小型贷款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以及作为试点性质的民间合作社。相对应较有代表性的济宁市任城区以及曲阜市的金融办其下均设四个主要科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资本市场管理科、银行保险证券科以及担保与综合科。

  在职责分担方面,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主要负责监管地方小贷以及民资公司的运营风险,并为其与地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合作提供服务平台;资本市场管理科主要负责融资担保公司的运营风险审查与民间合作社的新业务开发,但由于国家政策的不断出台,融资性担保公司正不断由国有企业接手,民营性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具体体现在包括任城区、邹城市、曲阜市等县市区的公司数量不断减少:任城区的私有融资性担保公司由2016年设立之初的20余家正衰减至2018年现阶段的9家,且其营业额与利润部分均在减少,可以预见该类地方性金融组织正在不断地退出历史舞台;银行保险证券科的设立目的并不在于发挥监管职能(如前所述,其监管主要由市级银证保监负责),而在于提供一个服务于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项目结合的平台,在政府大型项目中起到一个沟通合作的枢纽平台;综合科则主要负责接待、传达、上交、总结等综合事务,基本相当于事业单位的办公室职能部门。

  通过为期三天与政府部门有关人员的沟通与交流,我认为济宁市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服务、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业务创新以及金融街与资本中心的平台搭建。因此下面我们讨论地方性金融组织的时候将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济宁市的融资供给方进行概要介绍、优势分析以及问题反应。

  (二)地方性金融组织

  在任城,与金融机构相对应的是地方性金融组织。这是一个创新性质的金融组织概念,其设立目的主要是为解决中小尾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地方性金融组织与金融机构的主要区别在于营业范围以及监管审批制度。从营业范围来看,地方性金融组织的主要客户群体是地方个体以及小型私有企业,而金融机构如银行等大多服务于大型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也分全国性质的金融机构与地方性金融机构,区别在于是否报备国家审批以及是否经营全国性质的业务)。在审批制度上,金融机构有专门的市级审批管理部门,而地方性金融组织主要由区级政府机关(如任城区金融办)进行监管。二者的存在既保证了服务客户群体的完整性,让所有人享受到金融的便利,也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完善了市场机制。

  1.小额贷款公司

  自2016年起,山东省济宁市政府便开始着眼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出台一系列相关扶持政策。《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办法》(鲁金监字[2016]9号)(下称《管理办法》)是“为了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活动,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维护小额贷款公司及其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等规定”制定的管理办法。该办法称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地方金融组织,其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在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划分方面,《管理办法》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应当以贷款业务为主,根据自身实际和条件,按照省级监管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经营下列部分或全部业务:(一)发放小额贷款;(二)开展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三)股权投资;(四)委托贷款;(五)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六)金融产品代理销售(应取得相应资质);(七)其他经批准的业务。

  济宁任城区的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起步上升阶段,小额贷款公司业务主要集中于小额贷款的发放以及小企业的财务服务,其他业务基本暂无涉及。本次调研收集了济宁市下辖县市区的小额贷款公司分布情况,并主要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财信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重点调研对象。该公司是济宁唯一一家国有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状况向好,发展稳健,业务额居于同市的小额贷款公司首位。通过与公司高层的交流与学习,我们认为该公司成功运营的背后,其在发放小额贷款业务中的产品设立、风险防护机制的创新以及深入中小微企业的服务精神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优势分析——当地特色的期货产品

  财信小额贷款公司结合济宁任城大蒜优质高产的地方特色创造性地推出了一款以大蒜为基础资产的期货产品——“蒜押贷”。在“蒜押贷”的运营中,主要有四方参与其中:仓储管理方、监管处置方、小额贷款公司和用款方。“蒜押贷”通过先找市场后生产、规定大蒜收购数量质量和最低价格,有效地在大蒜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之中建立了一种缓冲机制,使得大蒜的供需季节性矛盾随之而解,稳定了大蒜市场,转移了大蒜买卖风险,增加了农民收益,实现双赢。

  而在风险防控方面,财信公司除了贷前、贷中、贷后的基础管理,还设立了严密的贷前风险评估“三道防线”:通过业务组与客户对接,了解小微企业的基本盈利情况;通过风控组对基础资料进行审核,与信贷标准比较;通过财务法律组对小微企业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查。而与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不同的是,财信小额贷款公司在考察中加入了譬如企业主的人品等非量化指标;能够立足于任城区的经济状况,适当调整指标;在评估中只需要收益能够覆盖风险。严苛的评估程序和弹性更大的操作模式使得财信小额贷款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为小微企业减轻融资压力,获得较为稳健的利润效益。

  (2)问题反应:成本较高与经验不足

  尽管济宁任城区的小贷公司正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但是在现阶段,小贷公司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以下两方面的难题:

  一是税收成本昂贵。小贷公司虽然对小微企业发挥着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同等的扶持作用,却没有享受到同等的税收福利,承受着巨大的税收压力。财信小额贷款公司2018年上半年税收高达707万人民币,同期中国建设银行济宁分行的税收不超过1200万人民币,但其资产体量接近财信小贷的5倍。高昂的税收成本使得小贷公司仅停留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层面,解决不了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问题,增大了小贷公司和小微企业的运营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一方面金融办应当适当给予小贷公司一定的税收福利,减轻小贷公司的税收压力,切实为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减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小贷公司也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业务标准与管理体制,尽量与大型金融机构接轨,提高运营效率的同时也能为减税政策的实施带来机会。

  二是缺乏运营经验。在地方调研中我得知,2018年曾出现小贷公司倒闭的浪潮,其原因主要有三:产能过剩、房地产破裂以及小微企业过桥贷资金链断裂。后来任城区以及兖州区金融办严禁小贷公司进行房地产贷款,才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倒闭浪潮。该事件暴露出了当地小型小贷公司运营缺乏科学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以上问题:一是以红利吸引人才留驻济宁,提高管理层的专业能力水平;二是对小贷公司企业家进行集中培训,全面提高当地小额公司运营水平。在大型金融机构并不发达的城市,小贷公司的运营经验将会对当地中小微企业的运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2.民间资本管理公司

  《山东省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创新业务试点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中提出:“为激发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活力,规范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创新业务行为,促进民间资金有效转化为民间资本,依据《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机构的意见》(鲁政办发〔2013〕33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民间投资稳定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鲁政办发〔2016〕4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金融办山东省金融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字〔2016〕155号)和《山东省民间融资机构监督管理办法》(鲁金监字〔2016〕6号)等法规文件,制定本办法。”《暂行办法》中规定,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业务主要包括:债券投资、受托资产管理、私募基金管理、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和资产证券化等。经过对3家民资公司的参访调研,我们可以归纳出济宁市民资公司的业务主要为以下5类: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资本投资咨询、短期财务性投资以及受托资产管理,重点核心业务为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

  1、股权投资主要通过对中小企业进行核实考察,投资取得被投资单位的股份,以货币资金、无形资产和其他实物直接投资于企业,最终目的是帮助企业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以及自身的股权回报。

  2、债权投资则是通过对企业进行投资,对投资企业获得债权,自投资之日起为债务单位的债权人,按约定获得收益,到期收回资金。

  3、资本投资咨询业务主要根据企业情况进行投资性建议、咨询和管理,帮助企业对机构应资产进行更好的诊断,并提供私人财富理财专属服务,根据客户财务状况,提供客观理财建议,为客户定制理财规划。

  4、短期性财务投资针对短期内资金周转难的企业进行投资(解决过桥问题),帮助企业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投资期限一般不超过六个月。短期财务性投资只收取固定收益但不参与所投资项目的决策,被投资人以抵押、质押、第三方担保方式对投资进行担保。

  5、受托资产管理主要是指私募融资。

  从业务性质上来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与国有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甚至小额贷款公司均有类似之处,但民资与小贷一样职能投资于中小微企业。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1、民资为地方金融组织,不经过人民银行与银保监等审批,直接由地方金融办负责风险控制,没有进入国家征信系统的权限;

  2、相比小贷,民资可以进行股权形式进行投资,而小贷只在近年来才逐步开始开展小额股权类投资,大多小贷并没有该项业务;

  3、与银行相比,民资不能吸收公众存款;

  4、监管备案。由于民资为其他企业控股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扩股增资的形式对民资进行扩张性投资,另外也可通过私募基金的方式进行资本吸收(需报备地方金融办)。

  (1)优势分析——有效缓解融资“难”,着力解决融资“贵”

  作为全国性试点工作之一的地方性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目前只在山东省各市以及浙江省温州市有所设立。其他省市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政府部门大多采用硬性指标要求当地银行在风险可控范围内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但由于银行的资产过大,除了公司贷款外还涉及许多有关国家经济稳定的重要业务,因此银行对于风险波动异常敏感,这就导致银行机构的公司贷款一定具有高体量、低风险、资产高度敏感性的特点。可以说无论对银行有着怎样的硬性规定,由于与其本身的存在特点相矛盾,其对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来说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创立,创造性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一条安全、便捷的融资途径。中小微企业由于资本体量不大、创立时间不长等原因,通常无法满足银行贷款所需的评级与证明。但民资公司创新性地将中小微企业的未来资产收益与现金流纳入了贷款考量范围。在对地方性中小微企业的了解方面,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相比民资等地方金融组织有着先天的劣势,因为民资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具体考察有着地域、经济、文化上的便利性,地方性金融组织更清楚一个企业在当地是否有着良好的未来发展。但即使有着这点优势,民资对于企业的风险仍然十分敏感,只是稍微低于地方银行分支、支行等。因此,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求,民资的贷款与股权投资业务必须足够分散化,以降低单一企业出现的风险对整个民资公司造成的打击。

  除了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之外,民资公司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地方融资成本,对不良投资现象、非法集资等行为有了明显的削减作用。民资企业的主发起人一般为当地大型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经地方其他企业、个体的支持创办而成,主要服务对象为当地企业,资金链更完整,风险产生与管控均更加稳定。相比“p2p”模式,民资的安全性更高,贷款成本更低,更方便政府部门监管,而这些优势正在不断排挤如“p2p”以及其他非法集资形式的市场,进一步规范了地方金融环境。

  (2)问题反应:失信成本与制度体系

  尽管从宏观角度来看,民资公司的出现创造性地为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解决方案,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失信成本问题。尽管相比银行而言,民资对于地方企业的风险评估制度更加弹性,可以对不符合银行风险评级要求但符合地方金融组织风险评估要求的企业进行投资,但由于民资公司不能向公众吸收存款,其自身融资成本比银行高出很大部分,而民资也不作为国有企业进行公益性质的投资,其存在本身是为了公司盈利目标,因而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所投资的小型企业的失信成本远大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解决的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向民资输送更多的金融专业人才,进一步完善民资对于中小微企业的风险评估体系,降低不良资产的发生率;另一方面政府需在政策上给予民资公司更多的支持,缓解其盈利压力,才能让其更好地服务地方企业。

  2、制度体系问题。所谓创新,是指在以前制度规定的“灰色领域”进行积极的尝试性工作。尽管山东省已经出台《山东省金融管理条例》,但其只在性质上对民资进行了一定的规定与说明,在实际操作执行角度以及监管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并且《条例》内容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内容大多为之前已经摸索成功的途径进行了说明,涉及现阶段民资监管与执行问题的政策有些不足。因而,在地方性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服务企业、自身扩张的过程中,如何在可控风险内切实地解决金融问题仍然是一个需要政策帮助、企业摸索的重要问题。

  3.金融街资本中心

  关帝庙金融街位于济宁市任城区环城北路19号,位于济宁市金融核心区域,济宁市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区域,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分为了业务支持版块、民间金融集聚版块和实体经济培育区三大部分,现有楼宇9座,其中3栋有临时商铺。

  作为济宁市政府重大建设项目之一,关帝庙金融街坚持“金融聚集区、信用示范区、普惠金融区”的功能定位,以“政府指导,市场运作”为原则,通过整合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民间融资机构;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打造成为金融业态成行成市、融资市场规范、营商条件优化、社会关注度高、对社会经济支撑带动作用显著的民间金融集聚区。

  (1)优势分析:地理优势与良性竞争

  从地理位置来看,关帝庙金融街选址于济宁市政治和文化中心区域,交通便利,周边有着密集的文化地标和金融街区,有利于优质金融生态体系的打造,便利了沙龙、大讲堂、集体培训等活动的开展,吸引、培养、集聚人才,提高金融从业者的整体素质水平,实现融资融智。

  另一方面,金融街资本中心的建立也为良好金融环境的创建提供了优势。打造金融集聚区有利于区内商铺、机构相互对比比较和学习,有利于区内金融人才的交流和回流,促进任城区金融业信息的流通,便利了政府对金融业态的了解,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发挥了现代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应道、调节、融通作用。

  (2)问题反应:人才资源匮乏

  关帝庙金融街的未来发展主要面临着人力环境的劣势。在济宁,即便是金融业最发达的任城区,仍面临着企业少、重工业多、金融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等艰巨挑战。因此,金融街的生长土壤十分贫乏,面临着人才匮乏、资金不足、盈利困难的难题。并且,由于中国成功打造的金融街和资本中心先例都位于省会城市、一线城市,关帝庙金融街作为极特殊的首个在三线城市中萌芽的资本中心,难以借鉴经验。从城市与农村结构来看,截至2018年底,济宁市常住人口834.5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91.16万人、农村人口343.43万人。这样的城市农村人口比例,与大型、一线城市的人口结构相差较大。面对这样困难的处境,我认为济宁市金融街最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才吸引机制,完善基础设施,留住人才,要依靠本区力量,结合济宁经济实况,多调研、多考察,形成独属济宁市的金融中心运行模式。

  (三)大型城市金融机构

  与地方性金融组织相对应的,是大型城市金融机构,也即以商业银行、保险为代表的全国范围内服务的盈利性金融机构,在济宁则具体代表商业银行。由于大型商业银行总部多设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位于济宁市的多为这些大型商业银行的一级分行以及业务网点。为了解济宁市各区及全市的大型商业银行分行的分布状况,我们统计了上市商业银行中总市值超过500亿人民币的银行在济宁开设一级分行的分布状况,其中以任城区的一级分行数量最多,有4家一级分行。调研中我一同收集了各大行的营业网点分布数量,不过营业网点多为私人业务服务,不提供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因此我们在本文中不予讨论。

  经过初步调查后,我们选择了“广发银行济宁分行”(下称“济宁分行”)作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济宁分行的业务中服务于中小微企业部分的业务,我们可以把握济宁市大型城市金融机构的融资服务状况。

  1.广发银行对公业务

  广发银行成立于1988年,是国内首批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目前在境内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了43家一级分行、843家营业机构,客户总数大约为30万对公客户、3422万个人客户、5711万张信用卡客户以及2427万移动金融客户,相较其他商业银行处于中上游,位于“工”、“农”、“建”、“交”之后的第二梯队。具体对公业务主要有8大领域,分别为公司金融业务、战略客户业务、交易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金融机构业务、金融市场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和资产托管业务。

  公司金融业务:广发银行的整体服务模式为“客户+产品+风险”三位一体,打造“营销一体化、服务一体化、配置一体化”的营销模式。

  战略客户业务:战略业务部为新设总行级战略客户经营管理部门,集中力量负责对总行级公司战略客户,特别是中央企业、股东单位、财政社保和政府机构类客户的经营管理,主要团队有财政社保与政府机构客户团队、房地产/建筑施工类客户团队、汽车金融/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客户团队、医药医疗/健康养老/农业食品/旅游客户团队、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团队。

  交易银行业务:现阶段广发银行的现金管理主要有五大体系与六大渠道。五大体系分别是:账户管理、流动性管理、收付款管理、投融资管理以及风险管理;六大渠道分别为现金管理系统、企业网银、银企直联、企业微信银行、企业手机银行和对公电话银行。另外在跨境金融服务方案中也有创新点。

  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主要包括债券承销产品、重组并购产品、股权融资产品、产业基金产品与债券融资产品。与大部分商业银行类似,债券承销为主营业务。但具体在地级市分行一级时,投资银行业务的整体占比较少。

  金融机构业务:从总行来看,金融机构业务包括代理政策性银行贷款资金结算业务、CIPS跨境通(间参)业务以及第三方存管。但在济宁分行中并没有为此设立的部门。

  金融市场业务:主要推出汇率类与利率类以及衍生交易产品。

  资产管理业务:主要包括广发“幸福理财”产品、资产证券化(ABS)、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业务。

  资产托管业务:目前产品服务已经覆盖基金、证券、保险、信托、银行管理、私募基金、期货、QDII、互联网金融、企业资金托管等各项领域。

  作为广发银行的一个地级市分行,济宁分行现阶段存款余额约23.4亿人民币,贷款余额约40亿人民币,整体银行运营效益处于广发银行地级分行中的中游。由于地域条件限制,济宁分行下设5个主要部门:公司银行部、个人银行部、营业部、运营财会部以及信贷审查部。具体来看,济宁银行的主要业务为对公司以及对个人的金融银行业务。

  通过对济宁银行为期一周的考察,我们得到数据,在济宁市的中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地方性金融组织的融资规模远大于城市金融机构。因而我们此部分只着重选取济宁分行对公业务中最具特色与创新性的“链式易专案及预授信额度方案”进行讨论。

  2.链式易专案及预授信额度方案

  根据中央政府出台的各项规定以及中国各大金融机构的历史经验,银行贷款类业务一般可分为消费类贷款与经营类贷款。一般消费类贷款面向的主要是稳定受雇人员,而经营类贷款更多的是面向中小企业,如按揭(住房)贷款等属于消费类贷款。而在经营类贷款中,信用制度成为了关键问题的所在。目前来看,主要有抵押物抵押以及担保的信用制度,而担保又包括了担保公司担保、公司互相担保以及纯信用担保的方式。前面我们也提到,如今中央政府正在鼓励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与创新,这不仅仅是地方性金融组织的工作,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也需要有所调整。链式易专案及预授信额度方案的出台正是为了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这一方案的提出源于一个机械企业(下称N公司)的融资问题。在2017年,山东N公司运营状况良好,但在2018年初,其下游的采购商运营并不景气,自由现金流锐减,无法再如去年一样从N公司购买预期数量的注塑机械设备。但N公司认为,采购商的不景气并不是采购商的个体原因,而是时下整个行业随国家政策、国际贸易而产生了正常的波动,于是希望通过贷款给下游采购商的方式来让其购买自己的设备,从而为2018年的营业指标做铺垫。由于《山东省金融条例》的规定,以及对于采购商风险的不确定性,N公司转向了广发银行济宁分行寻求融资帮助。

  经过济宁分行的材料准备报备广发银行总部,最终广发银行通过了济宁分行提出的方案——链式易专案及预授信额度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为,授予N公司3000万元的预授信额度,用于贷款给其采购商。具体的担保方式为:出账前核心企业(如N公司)以向广发银行存入不少于单一借款人金额(下游采购商的借款金额,含总担保金额)的106%保证金作质押担保,并办妥冻结手续。核心企业可在预留两期利息且保证金余额不低于本项目未偿还本息总额106%的前提下,提取借款人已归还本息对应的保证金。

  (1)优势分析:担保与保证金制度

  对于这项方案的创新之处,我们做如下分析:

  1.将N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转移至下游采购商,解决了资金融通问题,有利N公司以及采购商今后的发展;

  2.银行的介入使得贷款人的还款意识得到了增强,并在法律程度上使得资金的流动合法合理、低风险化。另外,银行对于处理贷款的能力明显高于N公司,使得在采购商的还款过程中各阶段的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根据《方案》我们可以发现,该案例本质上属于前述担保制度中的企业互相担保与保证金制度的结合,并且N公司的担保金不需等到采购商全部还款完成才能解冻,而是在采购商还款的过程中,广发银行逐渐解冻对应部分的N公司保证金,这使得N公司的现金流支配更加自由,同时银行的贷款风险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2)问题分析:风险与运营效率

  作为一项广发银行试点型的贷款业务,其具体效益与风险尚不能给出定论。但就审批过程而言,从济宁分行的报备到广发银行总部的具体批示,共历时6个月,时间相对较长,可能引起某些采购商的资金断流,最终导致N公司的该业务无法顺利展开。因此,建议广发银行总行在部分需求量较大的分行里专门设立处理“链式易专案及预授信额度”的办公室并授权,以提高整体的运营效率。

  (四)小结

  本文此部分,我以济宁市为例,通过为期15天的政府咨询、企业走访、数据搜寻以及业务整理,概述济宁市金融机构与金融组织结构规模以及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现状。具体来看,金融组织与机构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政府部门机构“金融办”、地方性金融组织以及大型城市金融机构。

  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角度来看,金融办属于监管部门,监督金融供应方与需求方交易的平稳性;地方性金融组织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主要途径;大型城市金融机构则丰富了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渠道。综合整段讨论,我们应当着重关注全市以及下辖县市区的地方性金融组织分布状况以及大型商业银行一级分行的分布状况。

  四、

  实证模型的构建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综述,大部分学者认为影响中小微企业融资水平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研发能力、市场能力、抵御风险能力、盈利能力、合作能力等企业自身的因素。但这些文献几乎全部都在讨论中小微企业自身的因素,并没有对融资供给方的作用进行有效的度量,进而导致得到的结论中关于如何改进银行、民间金融组织等管理政策缺乏有效的说服力。本文在研究常用影响因素对济宁市中小微企业的影响过程中加入了另外两大影响因素:地方性金融组织覆盖程度以及大型城市金融机构覆盖程度,以期对融资供给方提供更有支持力的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假设

  1.企业规模

  一般研究认为,企业规模与企业融资能力基本成正相关关系。比如石新香就在研究中指出,房地产行业的企业融资能力与其企业规模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并且这种相关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22]。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不显著风险,即房地产行业高杠杆与高体量的行业特点,这一条件并不符合中小微企业的现状特点,因此房地产行业的研究结论不一定在中小微企业身上适用。

  假设一:中小微企业规模与企业融资能力成正相关关系。

  2.盈利能力

  外国学者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融资能力之间的关系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产生这两种观点的支撑理论分别是优序融资理论和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的模型解释为,当企业盈利能力较强时,其自身现金流以及运营风险情况良好,更倾向于内部融资,导致盈利能力对外部融资产生显著负相关影响;而权衡理论认为,盈利能力带来的利润有助于企业更好的偿还利息,而投资者也会因为这一优势加大投资力度,使得企业的融资水平扩大,进而使得企业将进行更多的债务融资,以通过财务杠杆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

  本文我们探讨的中小微企业,并没有实际文献论述究竟优序融资理论和权衡理论的作用孰大。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二:中小微企业盈利能力对企业融资能力有显著影响。

  3.成长能力

  企业成长能力体现在市占率、品牌价值等方面。代理成本理论认为,公司将根据其增长特征选择融资方式。Rajan和Zingal研究了影响金砖七国资本结构的因素。研究发现,财务杠杆随着增长和盈利能力而降低。资金作为企业发展的必需品,大多数高速发展企业可能都会面临内部资金不足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能力就成为了投资者提供支持的重要参考因素。由此我们得到:

  假设三:中小微企业成长能力与企业融资水平成正相关关系。

  4.抵御风险能力

  王邱的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抵御风险能力对融资有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23]。但结合假设二中优序融资理论和权衡理论的对立,我们可以认为,一方面,抵御风险能力强的企业会获得投资者更多的青睐,进而提高其融资水平;但另一方面,风险抗性越强的公司表明其资本积累越丰富,流动性风险越小。这种公司更倾向于内部融资而非债权或股权。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四:中小微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对企业融资能力有显著影响。

  5.资产担保价值

  程新炜以江苏省为例,侧重调查了技术型中小微企业资产担保价值对于其融资能力的影响[24]。一般我们可以认为,银行拒绝贷款的最主要原因是,企业将贷款用于投资的项目收益并不稳定,无法保证融资的收益与偿还。但反过来说,只要企业能够提供充足的资产担保价值,投资者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对其盈利能力的考量负担。因此我们有:

  假设五:中小微企业的资产担保价值与企业融资水平成正相关关系。

  6.当地融资供给

  根据我们第三部分对于中小微企业融资供给现状的分析,以济宁市作为案例,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上述5个企业自身因素外,当地融资供给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家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水平。就中小微企业而言,其体量决定了其很难做到全国甚至世界规模。就济宁市而言,几乎所有中小微公司的融资提供方都是落座于济宁市的金融组织或机构。根据供需关系理论,中国目前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面临的现状是“僧多粥少”,即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融资水平会由当地融资供给决定。因此,我们最后一个假设为:

  假设六:中小微企业当地的融资供给水平与企业融资水平成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变量与数据选择

  根据我们的六条研究假设,我们制定一张如下的研究变量选择表: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意义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Y中小微企业融资水平资产负债率

  解释变量X1企业规模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X2盈利能力(ROE)净利润/净资产

  X3成长能力营业利润增长率

  X4抵御风险能力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X5资产担保价值(固定资产+存货)/总资产

  X6地方性组织融资供给所在县市区的地方性金融组织数量

  X7大型机构融资供给所在县市区的大型商业银行一级分行数量

  数据选择方面,我们从以下两个数据来源获得济宁市中小微企业的数据:

  1.本人参访济宁市政府期间,各区政府登记在册的中小微企业财务信息;

  2.万得数据库导出2019年注册地为济宁的中小板企业数据。

  事实上,中小板企业中所在地在济宁的仅有不到10家公司,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并未上市,这也与其规模成本以及管理因素密不可分。

  综合汇总并且剔除数据缺失以及异常值后,我们共得到116家中小微企业的观测数据。根据每一家企业所在的县市区,我们可以确定其对应的地方性金融组织与商业银行一级分行的数量。其中,地方性金融组织包括政府登记在册的小型贷款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融资担保公司。民间合作社因为尚处于试点阶段,政策与业务均不明晰,不纳入我们的数据构成。大型商业银行方面,我们与济宁市政府的标准统一,即认定总市值超过500亿人民币的商业银行在济宁市各县市区设立的一级分行数量作为X7。X6和X7的数据来源于我在济宁市实地调查期间通过与市政府及各区政府金融办交流后收集得到。原始数据如下:

  济宁县市区地方性金融组织数量大型商业银行一级分行数量

  任城区16 4

  兖州区3 2

  微山县7 0

  金乡县2 0

  鱼台县6 1

  曲阜市10 2

  嘉祥县4 0

  汶上县3 0

  泗水县7 1

  梁山县2 0

  邹城市8 2

  (三)模型构建与初步预测

  Titman和Wessels(1988)曾系统性地提出了一个模型[4],该模型认为公司融资影响因素包括: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资本负债比例,增长能力,现金流风险,品牌效应和非债务税收保护等因素。后来学者在研究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过程中多采用了类似的指标,并根据中小微企业的自身特点以及宏观环境进行增减。例如,Booth(2001)在研究中着重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微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5]。肖作平和吴世农(2002)在Titman和Wessels的模型基础上又从管理学角度加入了各项指标,从企业内部管理方面给出了实证结果[25]。本文我主要基于Titman和Wessels的研究成果,并且加入了X6与X7这两个代表济宁市融资供给的自变量,以期得到新的研究成果。具体模型如下:

  根据我们的假设,我们预测、、、、显著为正,、显著不为0。

  五、

  问题与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核密度分布图来看,各变量具有较明显的聚集度,变量X5具有最明显的对称性。

  从直方图我们难以对最后两项自变量数据下初步结论,原因在于这两组数据有明显的成对以及数据的不均衡。从上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仅有济宁任城区的X6变量水平在15到20区间,其余县市区的X6均在10及以下。X7方面,各县市区数据仅有“0”、“1”、“2”、“4”共四类,因此直方图对其描述性统计量的反应作用十分有限。

  从图形上看完因变量与7组自变量分布,我们希望从数字上对其有更确切的了解。于是我们制定带有观测数、均值、标准差、最大以及最小值的描述性统计表。

  描述性统计表

  统计量X1 X2 X3 X4 X5 X6 X7

  n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mean 19.5136 11.9252 14.3159 2.5533 0.3604 6.9138 1.2586

  stdev 0.7510 18.0554 31.0663 1.8261 0.1273 3.8370 1.2167

  min 16.8349-27.931-64.341 0.4209 0.0737 2 0

  max 20.5756 162.598 166.204 9.6531 0.6569 16 4

  从描述性统计表来看,各项指标均完整无缺,X2与X3的跨度和标准差较大,但都在可接受范围内。营业利润增长率最小为-64.341%,最大为166.204%,可见济宁市中小微企业的营业利润增长分化较大;而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X1)最小为16.8349,最大为20.5756,分化较小,可能在后续实证过程中对显著性产生影响。

  (二)Pearson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

  Y X1 X2 X3 X4 X5 X6 X7

  Y 1.0000

  X1 0.2268 1.0000

  X2 0.0718-0.0573 1.0000

  X3 0.1143 0.0988 0.1791 1.0000

  X4-0.7176-0.2705-0.0360-0.2126 1.0000

  X5 0.2503 0.0368 0.1146 0.0356-0.3108 1.0000

  X6 0.6083 0.2538 0.0360-0.0121-0.4526 0.0736 1.0000

  X7 0.5121 0.1925 0.0133 0.0041-0.3870 0.0939 0.8728 1.0000

  (Signif.Codes:0‘***’;0.001‘**’;0.01‘*’;0.05‘.’;0.1‘’;1)

  从R给出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中,我们最关注的有四项相关系数,分别为Y~X4、Y~X6、T~X7以及X6~X7,这使得我们猜想,X4与X6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我们之所以不将X7纳入猜测范围,是因为其与X6相关程度过高,可能使数据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知道X6与X7是成对出现的,因为每一个县市区只对应一组(X6,X7)。而我们不采用虚拟变量来定义每一个县市区的目的,在于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不同地区地方性金融组织与大型城市金融机构的数量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水平的影响程度,而并非济宁市各县市区之间的组间差异。我们希望通过以济宁市各区为例,找到中小微企业融资与当地金融组织之间的普遍联系。

  (三)初步回归模型与诊断

  首先,我们进行全模型回归,即“Model 1:Y~X1+X2+X3+X4+X5+X6+X7”。从全模型回归的解释度来看,多元R-Squared与调整R-Squared分别为0.6212和0.5967,解释程度比较令人满意。模型F统计量的p值非常小,证明采用这7个变量能够显著解释因变量的变动。最值得注意的变量是X4与X6,这两个变量在显著性0.01的水平条件下具有强烈的显著影响。

  进一步,我们对原始模型进行方差分析以及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下:

  Analysis of Variance Table

  Df Sum Sq Mean Sq F value Pr(>F)

  X1 1 1734.5 1734.5 14.6693 0.0002154***

  X2 1 243.2 243.2 2.0571 0.1543848

  X3 1 204.4 204.4 1.7283 0.1914176

  X4 1 15382.8 15382.8 130.097 2.2e-16***

  X5 1 17.8 17.8 0.1505 0.6988365

  X6 1 3326.3 3326.3 28.1316 6.08E-07***

  X7 1 35.6 35.6 0.3013 0.5842209

  Residuals 108 12770 118.2

  (Signif.Codes:0‘***’;0.001‘**’;0.01‘*’;0.05‘.’;0.1‘’;1)

  由anova检验可以看到,当分别以X1、X4以及X6作为分组条件时,其组间因变量在0.001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组间差异。这与我们的回归结果稍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并未发现X1的显著性影响。结合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论来看,我们认为济宁市各企业的X1可能与X4和X6的线性组合具有较高的关联性。这一假设很好地解释了,X1在模型中系数不显著而aov分组检验中存在明显组间差异的原因。

  kappa

  20.26016

  而在多重共线性检验中,我们得到的kappa值小于100,这说明我们的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模型的调整与最终模型

  在anova与kappa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建立model2与model3,其形式如下表出。

  Model 2:Y~X1+X4+X6

  Model 3:Y~X4+X6

  回归后得到的结果如下:

  三种模型的系数差异

  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

  预测值标准差预测值标准差预测值标准差

  截距项38.390 28.377 43.832 27.538 36.902***3.219

  X1-0.294 1.431-0.356 1.403

  X2 0.030 0.058

  X3-0.001 0.034

  X4-5.047***0.687-5.244***0.626-5.215***0.613

  X5 7.425 8.503

  X6 1.878**0.573 1.603***0.296 1.5911***0.292

  X7-0.944 1.719

  (Signif.Codes:0‘***’;0.001‘**’;0.01‘*’;0.05‘.’;0.1‘’;1)

  回归相关统计量

  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

  Multiple R方0.6212 0.6163 0.616

  Adjusted R方0.5967 0.606 0.6092

  残差中位数-0.777-1.122-1.056

  残差标准误10.87 10.75 10.7

  自由度108 112 113

  F检验25.31 59.95 90.65

  p值<2.2e-16<2.2e-16<2.2e-16

  综合比较1、2、3号模型,我们发现X4、X6一直具有显著性影响,X1虽然具有明显的组间差异,但其解释作用能被X4、X6分散掉。

  进一步考察三组模型的p-Value和调整R-Squared,我们发现p值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由于自变量的减少,model3的调整R-Squared最高,达到了0.6092,高于model2的0.606和model1的0.5967。至此,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最优模型,即:

  其统计学解释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每上升1%,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会下降5.215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所在县市区的地方性金融组织数量每增加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便会平均上升1.5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