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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案例分享-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时间:2021-04-23 11:30:51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我国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的同时,家庭结构也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居住在“空巢”家庭中。家庭、社会支持的转变,使得老年人得到的精神慰藉发生改变,这无疑给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带来巨大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CHARLS)数据库2011年基线调查数据来研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取决于同住子女性别,与女儿同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利;另一方面取决于老年人的性别和居住地,与子女同住能改善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子女同住可以改善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同时考虑到居住安排和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在研究过程结合2013年的追踪数据,采用滞后一期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滞后一期模型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并发现截面数据高估了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在未来,我们仍要持续关注老年人,特别是高龄、丧偶、失能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我们仍需不断完善相关保障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文体活动干预、情感干预等方式,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仅把“健康”理解为单一的生理健康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人们逐渐开始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48年提及,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我国也在1996年就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为保障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如在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将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列为15个专项行动之一。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卫生健康问题,更是家庭和社会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老年人的自杀和自杀企图有50%-70%继发于抑郁症(伍小兰等,2010)。但老年人的心理抑郁却仍旧是比较常见又容易被忽视的一类心理健康问题。

  在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现状的研究中,因学者在抽样方法、调研对象以及心理健康评估方法等方面的区别,致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刘梦琪,2018)。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较为良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不同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相较普通老年群体来说,离退休、空巢、丧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更差。

  综合来看,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随着老龄化、高龄化比重不断上升,家庭、社会养老负担不断加重,提高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亟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1.1.2研究意义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大致如下:

  一方面,居家养老仍是我国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我国的家庭结构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离散化趋势。另一方面,我国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老年人的居住模式发生了改变。已有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家庭规模日益缩小(张丽萍,2012),老年人单独居住、仅与配偶居住的比例大幅增加,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下降(王跃升,2006),生活在“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迅速(郭志刚,2008)。随着我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文化观念日益开放、人口流动迅速增长,老人生活在“空巢”家庭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多(王跃升,2014)。

  而居住安排的转变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唐丹(2010)的研究认为,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是导致老年人抑郁的关键因素。作为老年人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家庭居住情况决定着老年人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情况(Chen&Short,2008)。沈可等学者(2013)认为居住模式会通过充分的物质保障、及时的医疗救助、精神慰藉者三个渠道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规模的转变,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因此,研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老龄化和居住模式变迁背景下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发展状况,并为未来家庭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坚实的依据。

  1.2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就居住安排和老年人的各项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当前研究普遍发现,与配偶同住能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Waite&Hughes,1999;焦开山,2010)。但针对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时,学者们却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江克忠等,2016);也有部分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没有影响,甚至存在负面影响。对此,学者们普遍从代际支持和代际冲突这两个视角对其研究结论进行分析。

  1.2.1代际支持

  支持代际支持论的学者(李建新等,2012;沈可等,2012;Silverstein et al.,2006)认为,与子女同住有助于老人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所以与子女同住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类似的,在针对家庭联系同样较为紧密的东亚社会的研究过程中,Wang et al.(2001)、Bussarawan Teerawichitchainan et al.(2015)等学者也证实了多代同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也有学者从文化情境与年龄的调解效应出发,构建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居住安排——文化情境——精神健康分析框架,相对空巢老人而言,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关系受到居住地、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对中低龄老年人作用尤其明显(穆滢谭、原新,2016)。

  1.2.2代际冲突

  Hughes&Waite早在1999年和2002年的研究就已经发现,美国空巢与非空巢老年群体在身心健康的各项指标上的差异很小。Logan&Bian(1999)在针对中国老年人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我国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主观意愿出现了明显下降。甚至有学者发现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刘宏等,2011)。

  这些支持代际冲突论的学者(阎云翔,1998;任强等,2014;Chen&Short,2008)表示,多代同住容易引起代际冲突,老年人和子女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容易导致家庭矛盾的产生,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能抵消甚至超过子女照料带来的积极影响,从而导致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此外,根据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我国有近60%的家庭存在“啃老”现象,“啃老”的普遍存在也表明有大量的年轻人出于不得已的生活压力而依靠父母生活,与“啃老”的子女同住反而会引发父母的不满,并导致其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降低。

  1.3已有研究存在的缺陷及其解决方式

  1.3.1已有研究存在的缺陷

  国内外已有的研究通常只关注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平均影响,却忽视了老年人是一个高度异质性的群体。老年群体内部在人口特征、社会地位、生理机能、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异质性(Chen&Short,2008)。这些方面的差异会影响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情况,而且会影响他们对不同居住安排的认同感。即同一种居住安排对不同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仅从平均角度进行研究远不能体现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目前的相关研究,大多只比较了空巢老年人和非空巢老年人之间的区别。而根据Chu et al.(2011)的研究表明,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区分是否与子女同住很重要,区分“与谁住”和“住多远”也同样很重要。仅从是否与子女同住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已经不能完全涵盖老年人的居住特征(石金群,2016)。

  1.3.2研究难点及其解决方法

  从数据来源上看,现有文献大多选择截面调查数据研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但截面数据的研究结果,既可能反映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可能反映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其居住安排情况的影响,即居住安排和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反向因果关系。

  对此,已有研究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进行处理或者解决。其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多期追踪数据进行研究,研究两期或者多期的变化(许琪,2018);其二,采取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其三,使用工具变量法,如沈可等(2013)的研究中,采用了“老人的第一胎为儿子,且该儿子存活至今”、“存活子女中女儿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研究。

  1.4研究思路与框架

  1.4.1研究思路

  图1.1文章研究思路

  1.4.2研究框架

  全文共分为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框架,从代际支持和代际冲突角度对已有文献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总结了本文研究的难点。

  第二部分:变量、数据和模型。该部分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变量情况,包括自变量、因变量(被解释变量)、相关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数据库的情况;本文采取的计量模型。

  第三部分:实证研究结果。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本文对核心变量进行了分布回归。同时,针对居住安排和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两者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使用滞后一期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四部分:结论及建议。该部分总结了实证研究的结果,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情况、社会政策情况,提出了建议与讨论。

  2数据、变量及模型

  2.1数据情况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CHARLS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考虑到进行基线调查时,被访者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调查结果的干扰因素较少,获得的数据较为客观,因此本文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使用2011年的CHARLS进行实证研究。

  CHARLS调查的是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口。考虑到本文研究涉及老龄化背景,且部分45-60岁的中年人群仍旧处于劳动力市场,有稳定的工资,社会交往频率较高,如保留这一年龄段人群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产生误差,故本文仅保留60岁及以上的样本进行研究。通过删除缺失值等一系列的处理后,最终留下3281个样本。

  2.2变量情况

  2.2.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因变量)是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此处使用老年人的抑郁量表得分进行转换。CHARLS的问卷中使用了一个包含10个项目的抑郁量表测量老年人在过去1周的精神抑郁程度,其中8个是负向问题,2个是正向问题。10个问题的选项均为以下四个:很少或根本没有(<1天)、不太多(1~2天)、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天)、大多数的时间(5~7天)。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分别将这四个选项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正向问题赋值方向相反)。10个问题得分加总,得到一个反映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综合指标,综合指标分值越高表明老年人的的抑郁程度越高,即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越糟糕。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CHARLS数据的这10个指标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系数)在0.8左右,可信度较高。

  除了这一综合指标之外,本文研究过程中也将抑郁量表的10个项目,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当这些指标的赋值为1分时,定义为1,其余为0。

  2.2.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情况。本文将这一变量细分为4个类别,分别为:有儿子同住、有女儿同住、与子女不同住但相邻住、与子女不同住且较远住。研究过程中定义,不与子女同住但有子女住在同一个院子(公寓)或者相邻的院子(公寓)、本村/社区的其他房子里,这一情况为与子女不同住但相邻住;定义,不与子女同住,且子女均不住在同一个院子(公寓)或者相邻的院子(公寓)、本村/社区的其他房子里,为与子女不同住且较远住。

  2.2.3相关控制变量

  人口因素、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因素等都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居住安排情况,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加以控制。故而,除了核心自变量居住安排以外,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控制了老年人的人口变量指标,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状况、子女数量等;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指标,如生活自理能力、患慢性病状况、残疾状况、认知能力等。

  除了老年人自身的人口变量和生理健康变量之外,本文还控制了老年人子女的特征,如老年人子女中是否有大龄未婚子女[本文的大龄未婚是指,年龄处于28~49岁之间,没有结婚的情况。]、是否有子女考上大学、是否有子女是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是否有子女的年收入大于5万元等。从中国的传统观念角度分析,子女的工作情况、婚姻家庭情况对老年人而言是关系到其晚年幸福的大事,对此本文认为不能忽视这些变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同时,本文也控制了老年人与子女的交往情况相关的变量,如子女的经济支持情况,与子女的见面频率等变量。如老年人不和子女住在一起,子女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子女经常看望父母、与父母交谈,会给予老年人一定的精神慰藉,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2.3计量模型

  根据经验模型,我们设定如下的模型来识别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其中,α、β和γ为待估参数,ε表示随机扰动项,我们主要关心的参数是β。上式中被解释变量是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式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居住安排情况,用livei表示,根据前文自变量的设定,livei为虚拟变量(因存在既与儿子同住又与女儿同住的情况,此处livei变量未设置参照组),取值为0或1。X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老年人的人口变量指标、生理健康指标、社会交往指标等相关变量。

  3实证研究结果

  3.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根据上述数据和变量情况,本文研究的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如下。

  表3.1描述性统计情况

  变量变量说明观测值平均值标准误最小值最大值

  depressed抑郁量表得分情况3281 20.19 6.56 10 40

  depressed_1因为小事感到烦恼3286 0.73 1

  depressed_2做事很难集中精力1421 0.00 0

  depressed_3感到情绪低落3286 0.61 1

  depressed_4做事费力3286 0.62 1

  depressed_5对未来充满希望(反向赋值)3286 0.67 1

  depressed_6感到害怕3286 0.24 1

  depressed_7睡眠不好3286 0.58 1

  depressed_8感到愉快(反向赋值)3286 0.63 1

  depressed_9感到孤独3286 0.39 1

  depressed_10无法继续生活3286 0.29 1

  live1有儿子同住3281 0.33 1

  live2有女儿同住3281 0.05 1

  live3与子女不同住,但相邻住3281 0.36 1

  live4与子女不同住,且较远住3281 0.23 1

  gender性别3278 0.49 1

  age年龄3276 69.26 7.10 60 101

  hukou户口3276 0.24 1

  hunyin婚姻状况3281 0.97 1

  adl日常生活能力3281 0.70 1

  iadl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3281 0.60 1

  manxingbing慢性病个数3159 1.80 1.52 0 9

  cognitive_ability认知能力得分3281 8.42 4.12 0 18.5

  disabled身体是否有残疾3279 0.25 1

  child_num孩子数量3194 3.53 1.58 1 14

  child_hunyin是否有大龄未婚子女3194 0.10 1

  child_edu是否有子女考上过大学3194 0.09 1

  work是否有子女是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3194 0.26 1

  child_wage是否有子女年收入大于5万元3194 0.04 1

  money_from_child子女的经济支持3194 0.52 1

  see_child与子女的交往频率2982 0.77 1

  表3.1中可知,被解释变量“抑郁量表得分”平均得分为20.19分,表明抑郁量表的每个项目的平均得分在2分左右。从抑郁量表各个项目的情况来看,老年人比较容易出现“因为小事而感到烦恼”这一负面情绪;“感到情绪低落”、“感到做任何事都费力”、“睡眠不好”也是老年人较常出现的情绪。

  从核心解释变量居住安排来看,老年人和女儿同住的情况所占比例较少,这也与女儿结婚后一般会选择住在其配偶家中,与配偶及配偶父母同住的情况的情况相符;约三成的老年人和儿子同住,其中有54个样本即与儿子同住也与女儿同住;老年人与子女不同住的情况占比接近七成,其中和子女相邻居住占比更高。

  从表中可知,样本中有半数以上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能力上存在一定缺陷;老年人普遍患有1-2样慢性疾病;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最高得分为18.5分,平均得分为8.42分,表明老年人在认知方面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这些现象的产生或多或少与老年人生理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退化有关。

  样本中有10%的老年人存在大龄未婚子女,也有10%左右的老年人养育了高学历子女;一半以上的老年人每月会从子女处得到经济方面的支持,且会与子女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络。

  3.2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回归结果

  3.2.1基本回归结果

  根据前文所述的变量、模型情况,本文所研究的主题——“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3.1所示。模型(1)~(4)分别表示:仅有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的回归结果;居住安排、老年人生理健康变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的回归结果;居住安排、老年人的子女情况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的回归结果;居住安排、相关控制变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3.1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回归结果

  (1)(2)(3)(4)

  depressed depressed depressed depressed

  live1-0.3127-1.0029**-1.6857-1.5274

  (0.5221)(0.4791)(1.0931)(1.0032)

  live2-0.4988-0.9768*-1.6889*-1.9238**

  (0.6073)(0.5537)(0.9753)(0.8890)

  续表3.1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回归结果

  (1)(2)(3)(4)

  depressed depressed depressed depressed

  live3-0.5946-0.8203*-1.7242-1.2566

  (0.5347)(0.4901)(1.1211)(1.0292)

  live4-1.0270*-1.0649**-2.2085**-1.6991*

  (0.5530)(0.5077)(1.1214)(1.0307)

  gender-1.1524***-1.3707***

  (0.2167)(0.2286)

  age-0.0981***-0.0924***

  (0.0162)(0.0182)

  hukou-1.6749***-1.4650***

  (0.2635)(0.2973)

  hunyin 0.5825 0.7471

  (0.6087)(0.6257)

  adl-2.2140***-2.1645***

  (0.2552)(0.2682)

  iadl-1.8987***-1.8639***

  (0.2451)(0.2571)

  manxingbing 0.7064***0.6827***

  (0.0721)(0.0753)

  cognitive_ability-0.2892***-0.2706***

  (0.0300)(0.0320)

  disabled 0.9735***0.9438***

  (0.2514)(0.2626)

  child_num 0.2363***0.0413

  (0.0830)(0.0825)

  child_hunyin 0.8222**0.7114*

  (0.4129)(0.3773)

  child_edu-1.3379***-0.3474

  (0.4367)(0.4058)

  work-1.4889***-0.6634**

  (0.2860)(0.2693)

  child_wage-1.9903***-1.3200**

  (0.5763)(0.5369)

  money_from_child-0.0557-0.4088*

  (0.2436)(0.2283)

  see_child-1.4801***-0.9926***

  (0.2989)(0.2774)

  _cons 20.7704***31.9445***22.8965***32.9107***

  (0.4995)(1.4133)(1.1204)(1.7424)

  N 3286 3150 2985 2863

  注:*p<0.1,**p<0.05,***p<0.001

  从模型(1)~(4)中的核心变量来看,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是显著的。单从居住安排这一变量看(见表3.1模型(1)),当居住安排为与子女不同住且较远住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负,即居住安排为与子女不同住且较远住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这与代际冲突理论的观点相符合,当老年人和子女同住时,出于年龄、交流、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相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矛盾,老年人与子女的相处存在较大的压力,容易使其心理健康状况变差;当老年人与子女不同住时,可以缓解老年人的心理压力。

  在居住安排的基础上补充老年人的性别、年龄、户口、婚姻、生理健康状况等变量之后(见表3.1模型(2)),居住安排的四种情况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全部显著,且均为负向,表明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抑郁有抑制作用,其中老年人与儿子同住、与子女不同住且较远住的情况下这种抑制效果更为明显。

  在居住安排的基础上补充老年人的子女相关状况的变量之后(见表3.1模型(3)),居住安排为与女儿同住、与子女不同住且较远住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同样的模型(4)也得到了和模型(3)类似的结果,居住安排为与女儿同住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5%的水平上显著;居住安排为与子女不同住且较远住的情况下,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一回归结果体现出了与子女同住,既可能存在代际支持现象,也可能存在代际冲突现象。根据中国的家庭传统,尽管老年人与儿子同住的情况较为普遍,但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与女儿同住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巫锡炜等,2010)。与女儿同住也能够向父母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许琪,2015;Xie&Zhu,2009);相比之下,儿子“啃老”现象更为突出(宋健等,2009),因此女儿同住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好。而与子女不同住且较远住这一情况显著,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代际冲突情况,父母和子女不同住能为两代人创造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潘允康,1990);但这一现象的产生也可能与老年人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有一定关联。

  除了核心变量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之外,模型(1)~(4)也汇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老年人所患慢性病的个数、老年人是否有身体残疾这两个变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正。慢性病基本是长期的疾病,需要长期吃药或者控制饮食习惯,并且难以治愈,既耗钱又费精力。当老年人患有一个以上的慢性病之后,会面领物质、精力等方面的挑战,心理压力会发生改变,心理健康状况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当老年人存在身体上的残疾(如,肢体残疾、眼盲等),其生活自理能力存在一定的欠缺,日常生活需要外部环境的帮助。这些存在身体上的残疾的老年人,因其生活自理能力的缺陷,容易萌生自我厌恶、自我嫌弃的想法,影响心情,容易导致抑郁,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

  3.2.2异质性讨论结果

  针对被解释变量,本文还将抑郁量表的10个问题,单独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Probit回归结果如下,其中问题2“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depressed_2)出现全部为零的情况,不能进行Probit回归,因此本文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并未对这一变量进行研究。

  表3.2抑郁量表各项单独回归结果(1)[表3.2和表3.3仅保留的居住安排这一变量的情况,省去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1)(2)(3)(4)(5)

  depressed_1 depressed_3 depressed_4 depressed_5 depressed_6

  live1-0.0336 0.0298 0.0441 0.0885 0.1515**

  -0.0666-0.0686-0.0703-0.075-0.067

  live2 0.0012-0.0522 0.0329 0.0425 0.1547***

  -0.059-0.0608-0.0623-0.0664-0.0594

  live3-0.0381 0.0045 0.0399 0.0726 0.1726**

  -0.0683-0.0704-0.0721-0.077-0.0688

  live4-0.0371 0.0114 0.0408 0.0649 0.1756**

  -0.0684-0.0705-0.0722-0.0771-0.0688

  _cons 0.7799***0.2613**0.3040**0.0891-0.0174

  -0.1183-0.1228-0.1257-0.1344-0.1201

  N 2863 2863 2863 2863 2863

  注:*p<0.1,**p<0.05,***p<0.001

  表3.3抑郁量表各项单独回归结果(2)

  (6)(7)(8)(9)

  depressed_7 depressed_8 depressed_9 depressed_10

  live1 0.0477-0.1746**-0.0986 0.0864

  -0.0782-0.071-0.0724-0.0668

  live2 0.0126-0.0822-0.0933 0.0762

  -0.0693-0.063-0.0642-0.0591

  live3 0.0613-0.1667**-0.0921 0.1104

  -0.0802-0.0729-0.0743-0.0685

  live4 0.0522-0.1629**-0.1017 0.0846

  -0.0803-0.073-0.0744-0.0686

  _cons 0.3423**0.5162***0.1049-0.0551

  -0.1399-0.127-0.1298-0.1196

  N 2863 2863 2863 2863

  注:*p<0.1,**p<0.05,***p<0.001

  表3.2和表3.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居住安排对抑郁量表中的2个项目的影响是显著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我感到害怕”这一心理状况的影响是正向的,且显著。其中当居住安排为与女儿同住的情况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抑郁程度的正向影响最强烈。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我很愉快”这一心理状况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居住安排为与儿子同住、与子女不同住的三种情况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表明,与子女共同居住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即与子女同住既可能产生代际支持效应也可能产生代际冲突效应。

  此外,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在居住安排对心理健康状况方面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一致,因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针对老年人的性别差异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3.4的第2、3列给出了在老年人不同的性别条件下,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估计结果。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更为显著。当居住安排为与子女同住时,居住安排对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是显著的,且为负向,即与子女同住可以减轻女性老年人的精神抑郁程度。对此,本文猜想这与传统思想有一定的联系,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在一个家庭中会更多地操心子女,他们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更高,所以与子女同住对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是显著的。

  城市和农村由于养老观念的不同,与子女同住可能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会不相同。表3.4的第4、5列区分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以体现居住安排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差异性。从表3.4的回归结果来看,对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来说,与子女同住,特别是与女儿同住时,其心理健康状况更佳。相对来说,对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而言,“养儿防老”更加重要,与子女的关系更加紧密;城市地区的老年人,生活条件等会更优,居住安排对其的影响没有农村老年人那么明显。

  表3.4性别、城乡异质性情况[表3.4仅保留的居住安排这一变量的情况,省去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Women Men Rural Urban

  depressed depressed depressed depressed

  live1-2.6012*-0.3461-2.2580*0.4732

  (1.5190)(1.3296)(1.2438)(1.6708)

  live2-2.8812**-0.9405-2.5043**-0.5746

  (1.3706)(1.1557)(1.0783)(1.5542)

  live3-2.1263-0.3011-1.6819-0.6192

  (1.5540)(1.3676)(1.2732)(1.7241)

  live4-2.5602-0.7087-2.1444*-1.0109

  (1.5630)(1.3626)(1.2813)(1.7075)

  N 1459 1410 2189 684

  注:*p<0.1,**p<0.05,***p<0.001

  3.3稳健性检验情况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表明,居住安排和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居住安排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其居住安排的重要因素。因此,仅使用截面数据进行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针对研究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方式来减轻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估计偏差。

  本文使用了2011年和2013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数据,将居住安排情况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5第3列所示。滞后一期的研究发现,当老年人与女儿同住时,其心理健康状况更优,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当居住安排为其他三种情况时,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

  比较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单用截面数据分析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可能会高估其影响程度。从核心解释变量居住安排的回归结果来看,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与截面数据回归结果类似,即当与女儿同住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好,但其显著性有所降低。滞后一期研究的结果证实了本文研究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