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网查重 高校在线论文查重入口

立即检测
  • 58 元/篇
    系统说明: 知网职称论文检测AMLC/SMLC是杂志社专用系统,针对投稿论文、评审论文、学校、单位职称论文的学术不端重复率检测系统。
  • 298 元/篇
    系统说明: 知网本科论文检测PMLC是最权威的大学生毕业论文检测系统,含“大学生论文联合对比库”,国内95%以上高校使用。检测结果和学校一致!
  • 498 元/篇
    系统说明: 此系统不支持验证!可用作研究生初稿检测,相比知网VIP5.3缺少“学术论文联合对比库”,检测结果有5%左右的误差!(论文中若参考往届研究生论文,重复率误差会较大)
  • 128 元/篇
    系统说明: 大分解论文检测系统,对于想检测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而又价格便宜的同学可以选择,限每篇2.9万字符,结果与大学生PMLC、硕博VIP定稿系统有出入!
  • 68 元/篇
    系统说明: 知网论文小分解检测系统,适合中国知网初稿查重,数据库和定稿查重不同。结果与本科PMLC,研究生VIP5.3有出入,限每篇1.4万字符!
  • 3 元/千字
    系统说明: 学术家论文重复率检测系统,支持学位论文、毕业论文、投稿论文、职称评审论文,提供全文对照,word标红报告,性价比超高!
论文技巧大全-论《九民纪要》中合同撤销权的行使问题
时间:2021-04-27 14:13:08

  现有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合同撤销权的行使只做了粗略规定,导致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为此,《九民纪要》第42条结合现有民事法律及实践经验,对合同撤销权的行使主体、行使方式以及当事人依据可撤销事由主张合同无效时如何处理作出了解答。《九民纪要》第42条规定合同撤销权应当由当事人行使,排除了法院依职权撤销合同的可能;规定抗辩可以作为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方式,解决了过去实践中的相关争议;规定当事人依据可撤销事由主张合同无效时的处理方式,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法院的高效便民。《九民纪要》第42条的规定既有利于提高法院自身的工作质量和效率,还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合同撤销权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但《九民纪要》不是司法解释,法院只能在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引用,所以立法应尽快吸收《九民纪要》第42条的规定。

  201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在对“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成果归纳整理之后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法民二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征求意见稿)》)。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的通知。根据该通知,《九民纪要》虽然在性质上不属于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但其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重要会议成果性文件,对各级人民法院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可以在说理时予以引用。据此,《九民纪要》可以被看作是“软法”(softlaw),即一种虽然在理论上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但在实践中往往会被法院等法律适用主体自觉参考的规范性文件。[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4页。]

  《九民纪要》第42条针对撤销权的行使问题,就撤销权的行使主体、撤销权的行使方式和对当事人依据可撤销事由主张合同无效的处理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蕴含着撤销权行使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主义,还规范了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职权范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2条:撤销权应当由当事人行使。当事人未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依职权撤销合同。一方请求另一方履行合同,另一方以合同具有可撤销事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事由以及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等事实的基础上,对合同是否可撤销作出判断,不能仅以当事人未提起诉讼或者反诉为由不予审查或者不予支持。一方主张合同无效,依据的却是可撤销事由,此时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合同是否具有无效事由以及当事人主张的可撤销事由。当事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事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而可撤销的事由成立的,因合同无效和可撤销的后果相同,人民法院也可以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直接判决撤销合同。]本文将围绕《九民纪要》第42条的内容,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就合同撤销权的行使问题展开论述。

  一、《九民纪要》第42条中撤销权的性质

  (一)撤销权内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规定,撤销亦作撤消,是取消的意思。作为法学术语,撤销是指取消已经成立的法律行为,使本应发生的法律效果不再发生。而撤销权作为实现撤销之权利,是一种权利人仅根据自己的单方意思即可产生取消之法律效果的权利。[卡尔·拉伦茨、曼弗瑞德·沃尔夫、孙宪忠:“德国民法中的形成权”,《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第492页。]

  根据适用领域的不同,广义上的撤销权可以划分为公法上的撤销权和私法上的撤销权。其中,私法上的撤销权属于形成权的一种,是指对于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仅依据单方的撤销意思表示就可以使其无效的权利。《九民纪要》作为指导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主要适用于私法领域,其所规定的撤销权当然是私法上的撤销权。近些年来,民法中的撤销权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张,与撤销权有关的制度性规定愈来愈多。[胡卫:“民法中撤销权的检讨与建构”,《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第72页。]仅在《合同法》中,就存在要约撤销权(第18条)、效力未定合同中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第47条、第48条)、意思表示瑕疵合同的撤销权(第54条)、债权人撤销权(第74条)等。

  (二)《九民既要》第42条撤销权属于合同撤销权

  本文所称合同撤销权,是指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而所谓的可撤销合同,是指法律规定的某些在形式上虽已成立但实质上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5期,第67页。]因此,合同撤销权是指法律为了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维护社会秩序而赋予特定当事人的,以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撤销在形式上虽已成立但实质上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的权利。[李锡鹤:“论民法撤销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27页。]《九民纪要》第42条所指的撤销权应当是合同撤销权,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1.在《九民纪要》中,第42条位于“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部分的“关于合同效力”之项下。依据体系解释的规则,立法者对法律条文的先后安排是有用意的,而《九民纪要》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会议纪要,虽然不是法律文件,但其规范程度绝不亚于一般的法律文件。[参见陈金钊:“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中)——法律解释规则及其分类”,《政法论丛》,2013年第4期,第76页。]《九民纪要》第42条的撤销权位于“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部分,因此属于合同法中的撤销权,而且因为位于其中的“关于合同效力”之项下而与合同的效力有关。

  2.由上可知,《九民纪要》第42条的撤销权与合同的效力有关,此类撤销权无非是合同撤销权或者效力未定合同中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而《九民纪要》第42条使用了诸如“当事人”“合同”“可撤销”等表述,是对“当事人”在“合同”具备“可撤销”事由时如何行使撤销权的规定。若是规定效力未定合同中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则使用的应当是“善意第三人”“效力未定”等表述。

  二、《九民纪要》中合同撤销权的行使主体

  (一)当事人为主体

  《九民纪要》第42条出于追求简洁的技术考虑对合同撤销权的行使主体作出了较为粗略的规定,即“撤销权应当由当事人行使”。其中“当事人”的外延需要借助《合同法》、《民法总则》的规定加以理解:

  1.《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主要存在于第54条中,但由于其中的“当事人一方”等的表述不够精准,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合同存在何种情形,“当事人一方”都仅指当事人中的受损害方,即受欺诈方、受胁迫方、处境危难方、重大误解方和重大不利方等。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合同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时,“当事人一方”是指双方当事人;而当合同存在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时,“当事人一方”仅指当事人中的受损害方享有撤销权。[张里安、胡振玲:“略论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117页。]法律之所以创设可撤销合同制度,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平等主体地位,而如果双方同时享有合同撤销权,则有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一方当事人的权益,违背可撤销合同制度的宗旨。因此,通说出于实现可撤销合同制度的宗旨和参考国外立法例的考虑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而这也为后来的《民法总则》所采纳。

  2.《民法总则》就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作出了详尽规定,合同行为作为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当然适用有关规定。根据《民法总则》第147条至第151条的规定,合同撤销权的行使主体主要包括:因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合同中的误解人,因欺诈而成立的合同中的违背真实意思的受欺诈方,因第三人欺诈而成立且相对方知情的合同中的违背真实意思的受欺诈方,因胁迫(含第三人胁迫)而成立的合同中的违背真实意思的受胁迫方和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合同的受损害方。需要说明的是,《民法总则》不再沿用《合同法》中欺诈合同的效力二分立场。主要原因在于,即便欺诈损害国家利益,合同也没有必要认定为绝对无效;不少实例证明,随着时间和市场发展,维持某些合同的效力反而会对国家利益更好。[侯国跃:“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合同效力裁判规则的体系解释”,上海市法学会主编:《〈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24卷总第24卷)——海南大学椰林法学团队文集》,上海市法学会,2019年,第136页。]

  虽然《民法总则》已经颁布并施行,但《合同法》并未自此失效。因为民法典的编撰是分两阶段进行,在民法典尚未公布施行之际,《合同法》仍将继续存在。[参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部分。]在具体适用上,成立在《民法总则》施行前的合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其纠纷处理依据《合同法》的规定;成立在《民法总则》施行后的合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其纠纷处理依据《民法总则》的规定。目前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中已经删去了《合同法》第45条的规定,并在第508条规定:本编对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总则编第六章第三节的有关规定。(即“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部分)因此,合同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应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为宜。

  (二)人民法院能否主动依职权撤销合同

  无论是《合同法》还是《民法总则》,其对法院能否依职权撤销合同的表述都是隐含式的,即由“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推导出法院不能在当事人没有请求的情况下主动撤销合同。这类隐含式规定虽然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因为需要额外的逻辑推导,所以远不如白纸黑字的直接规定那般富有威慑力,无益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法院的职权范围,也无益于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由。

  《九民纪要》第42条规定:“当事人未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依职权撤销合同。”而其在之前的《九民纪要(征求意见稿)》第39条中被表述为:与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不同,撤销权只能由撤销权人向人民法院提出。通过比对我们不难发现,征求意见稿的表述虽比之前的法律规定明确了一些,但仍比较隐晦,而在正式稿中则明确表示“人民法院不应当依职权撤销合同”,这有利于规范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职权范围,避免实践中的职权滥用。

  总而言之,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可以依当事人的请求撤销合同。在合同撤销权的行使中,人民法院主要是作为权威、中立的第三方对相关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事由进行审查和裁决,是辅助当事人行使撤销权的,而它本身并没有撤销权,不得主动依职权撤销合同。

  三、《九民纪要》中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方式

  根据《合同法》和《民法总则》的规定,对于可撤销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不难看出,作为我国现有的关于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方式的唯一法律规定,该规定实在是过于简短。也正是因为该规定的过于简短,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对此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一)当事人能否通过抗辩行使合同撤销权

  《合同法》和《民法总则》将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方式表述为“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而此处的“请求”是否限于提起诉讼的方式,在解释上不无疑问。[侯国跃:“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合同效力裁判规则的体系解释”,上海市法学会主编:《〈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24卷总第24卷)——海南大学椰林法学团队文集》,上海市法学会,2019年,第140页。]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有时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当事人提出抗辩,认为合同显失公平或存在欺诈等而要求撤销合同,但要求其提出撤销权诉讼时却不提出。如此情况下,法院对其抗辩应当如何处理?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撤销权可以以抗辩的方式提出;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撤销权必须以反诉的方式提出。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抗辩和反诉都是民事诉讼中的概念,二者虽然在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实质上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抗辩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被告用来对抗原告的请求或者使原告请求权发生延期效力的主张,是程序上的一种对抗主义。反诉与本诉相对应,本诉是指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反诉则是指本诉被告以本诉原告为被告向人民法院另外提出的一种独立的反请求。[参见张丹丹:“反驳、抗辩与反诉之比较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0页。]

  针对该争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4年11月的《全省合同法疑难问题研讨会研讨问题报告》中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其理由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抗辩不同于反诉。反诉独立于本诉,在本诉消亡的情况下仍能继续存在;而抗辩则依附于本诉,伴随着本诉的消亡而消亡。如果采用第一种观点,在本诉原告撤诉的情况下,当事人的撤销权行使之抗辩也将消亡,因此会出现当事人行使撤销权而法院却不予处理的尴尬局面,而这恰恰说明此种方式是不完善的。

  2.撤销权人依据《合同法》可以选择主张维持、变更或撤销合同合同效力,但在诉讼中只能选择一种。如果采取抗辩的形式,会有合同维持、变更和撤销等多种可能性,使撤销权的行使和合同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违背了立法的初衷。

  3.撤销权作为确认之诉的一种,在性质上与一般的给付之诉存在差异。

  这三点理由其实并不够有说服力。就第1点而言,当事人选择通过抗辩行使合同撤销权,在避免了诉累的同时也应当承担本诉被撤的风险,因此而否定抗辩方式不免有过度“父爱主义”之嫌;就第2点而言,在《民法总则》的语境下已不存在“可变更合同”的说法,合同撤销权的行使和合同的效力不会因抗辩的行使而陷入不确定的状态。此外,允许当事人通过抗辩行使合同撤销权并不损害当事人的实质权益,且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诉累,提高司法效率。

  在“肖清万与蔡德龙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二审中,[参见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7民终297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肖清万提出一项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显失公平,但没有提起反诉,且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其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被上诉人蔡德龙与曾连香答辩称:被上诉人提出了撤销权抗辩,没必要再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可了蔡德龙、曾连香以抗辩的方式行使的撤销权,判决解除了肖清万与蔡德龙、曾连香二人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二审法院最终也驳回了肖清万的上诉,维持原判。此外,与本案相似的还有“宽甸虎跃房地产公司与姜为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案”和“贾惠红与严萍、王文素等合同纠纷案”等。[参见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6民终604号民事判决书和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5)杭建商初字第1386号民事判决书。]由此可见,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法院认可当事人以抗辩的方式行使合同撤销权。

  针对当事人能否通过抗辩行使合同撤销权的问题,《九民纪要(征求意见稿)》第39条规定:(撤销权)提出的方式,可以是提起诉讼或者反诉,也可以是提出抗辩。而《九民纪要》第42条虽然进行了删减,但总体上仍保留了《九民纪要(征求意见稿)》第39条的观点,只是对通过抗辩行使撤销权的条件进行了限定。[修改后的规定为:一方请求另一方履行合同,另一方以合同具有可撤销事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事由以及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等事实的基础上,对合同是否可撤销作出判断,不能仅以当事人未提起诉讼或者反诉为由不予审查或者不予支持。]当然,法院在允许当事人通过抗辩行使合同撤销权的同时,也应当警惕“恶意抗辩”现象的发生,即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了逃避承担合同责任而找出各种借口主张合同无效或可撤销。[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5期,第66页。]

  (二)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表示行使合同撤销权

  上述诉讼、反诉和抗辩的合同撤销权行使方式实质上都属于通过诉讼行使合同撤销权,那么当事人能否不通过诉讼行使合同撤销权呢?对此,世界上主要有三种立法例可供参考:[参见薛军:“论可撤销法律行为撤销权行使的方法——以中国民法典编纂为背景的分析”,《法学家》,2016年第6期,第46页。]

  1.法国立法例:合同撤销权必须以诉讼的方式行使。法国民法典第1117条规定:“由于错误、胁迫或欺诈而订立的合同不是当然无效。在本编第5章第7节规定的情形和方式下,这种合同只产生要求使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的诉讼权。”[《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页。]

  2.德国—日本立法例:合同撤销权以意思表示的方式行使。德国民法典第143条第1款明确规定:“法律行为的撤销,在向对方表示后生效。”[《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日本民法典第123条亦规定:“可撤销行为的相对人是确定人的,应当撤销或者批准,以实现相对人的意思。”[《日本民法典》,王爱群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3.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例:两种方式结合,即合同撤销权原则上以意思表示的方式行使,个别情况下则必须以诉讼的方式行使。台湾《民法》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二条规定,因错误、失实陈述、欺诈、胁迫等原因撤销的,以意思表示的方式行使撤销权就足够了;第七十四条关于撤销明显不正当行为(牟取暴利行为)的,要求法院通过诉讼作出的决定。[张里安、胡振玲:“略论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115页。]

  至于我国,通说认为当事人行使合同撤销权必须采取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而不能采取意思表示的方式。[张里安、胡振玲:“略论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119页。]因此,在通说下我国采用的是法国立法例。但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当事人行使合同撤销权的方式不应仅限于诉讼或仲裁。当事人完全可以在双方就撤销的问题无异议的情况下,通过意思表示行使合同撤销权;只有在双方就撤销的问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才只能采取诉讼或仲裁的方式。[王利明、房绍坤、王轶:《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在此说下,我国采用的是德国-日本立法例。两种学说各有所偏重,前者主要出于保障合同的约束力原则和避免撤销权滥用的考量,后者则主要出于减轻当事人负担和减轻司法压力的考量。

  从《民法通则》到《合同法》再到《民法总则》乃至未来的民法典,都将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方式表述为“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这种长期以往的立法表述表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或仲裁,而不能是单纯意志的表达。[张里安、胡振玲:“略论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115页。]《九民纪要》虽未沿用该表述,但其规定的合同撤销权行使方式仍亦限于诉讼的范围内。短期来看,当事人只能通过诉讼行使合同撤销权的现状不会发生根本上的改变,意思表示还不能作为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方式。

  四、合同无效与合同可撤销的关系

  合同无效是相对于合同有效而言的,即合同成立后,因为缺乏合同效力的要件,所以没有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在法律上赋予其法律效力。[江河:“合同效力生成进路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45页。]合同可撤销是指合同因欠缺一定的生效要件而相对有效,其最终有效与否取决于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是否行使撤销权。

  (一)联系

  一般认为,二者的法律后果基本相同,《九民纪要》就此规定了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法律后果包括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价款返还和损害赔偿。[参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3至35条。]此外,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竞合关系,理论上称之为“无效法律行为的撤销”,这意味着由于某些原因,合同行为存在多重缺陷,合同的效力不仅符合无效合同的要求,而且可以归属于可撤销合同的范畴。[李倜然:“论可撤销合同制度”,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7页。]

  (二)区别

  对于现有的合同效力类型体系,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合同划分有效合同、无效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等四种类型;第二种观点,将合同划分为有效合同、未生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和无效合同等五种类型。[孙文祯:“论合同效力类型体系的重构”,《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1期,第3页。]前者由来已久且较具有权威性,故被称作“老四类体系”;后者问世相对较晚且主张者不多,故被称作“新五类体系”。但无论是在“老四类体系”还是“新五类体系”中,合同无效与合同可撤销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力类型,存在许多区别:

  1.性质不同

  无效合同虽然已经成立、有合同的性质但总是无效的,而且永远不能转化为有效的合同,所以它是绝对无效的。而不同于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并非绝对无效。可撤销合同在被撤销前仍然有效,并保持其法律效力。

  2.事由不同

  根据现有的民事法律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第144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第146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合同(第153条);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第154条)等。

  根据《民法总则》第147条至第151条的规定,导致合同可撤销的事由包括:重大误解;欺诈;第三人欺诈且另一方知道;一方胁迫或第三方胁迫;显失公平(包括乘人之危导致的显失公平)。

  3.程序不同

  可撤销合同是否无效,取决于可撤销方的独立意思表示,这是合同可撤销制度的最显著特征。[朱广新:“论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问题”,《法学》,2017年第2期,第73页。]因此,任何人都必须尊重撤销权人的自主意思、不得干预,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只能依申请被动地启动认定程序,《九民纪要》第42条亦对此予以确定。

  无效合同在内容上常常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因此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可以依职权主动地启动认定程序。

  此外,二者在法律依据、法律责任、期限限制和体现的原则等方面都有区别。

  五、《九民纪要》中有关当事人依据可撤销事由主张合同无效的处理

  合同无效与合同可撤销虽然在理论上泾渭分明,但在实践中却很难轻易区分。法院有时对某些合同的效力尚且不能准确把握,更何况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因此,现实中经常会出现当事人一方面主张合同无效,另一方面却依据的是可撤销事由的情形。例如,在“王定强与新疆莎车县天利煤业有限公司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中,[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901号民事裁定书。]再审申请人王定强、王秋果主张天利煤业公司隐瞒真实情况,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矿井对外承包是欺诈行为,应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而再审法院认为,如果再审申请人认为煤业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不得主张合同无效。

  为此,《九民纪要》第42条对法院如何处理“当事人依据可撤销事由主张合同无效”的问题作出了较为清晰的规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2条相关规定:一方主张合同无效,依据的却是可撤销事由,此时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合同是否具有无效事由以及当事人主张的可撤销事由。当事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事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而可撤销的事由成立的,因合同无效和可撤销的后果相同,人民法院也可以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直接判决撤销合同。]这不仅有利于法院尽快结案,避免矛盾裁判,也保障了当事人选择主张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灵活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关系,对未来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全面审查

  依据《九民纪要》第42条规定,此处的“全面审查”是指法院既要审查涉案合同是否具有当事人主张的可撤销事由,还要审查涉案合同是否具有无效事由,不能在仅仅审查一方面后就停止审查。

  如此做法的依据在于:当事人虽向法院主张合同无效,但提供的依据却是可撤销事由,实质上是在行使合同撤销权,法院此时对该可撤销事由进行审查并不违反不应当依职权撤销合同的规定;此外,法院本身即可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自然可以在当事人未主张的情况下审查涉案合同是否具有无效事由。

  (二)审查后的处理方法

  根据《九民纪要》第42条,法院在全面审查后,对涉案合同分两种方法处理:第一种方法,合同无效事由成立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第二种方法,合同无效事由不成立,但可撤销的事由成立的,可以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直接撤销合同。这有些类似于法律行为转换,即当一种民事行为无效时,若符合另一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而且该行为是当事人可推测的意思表示就可转换适用他种行为的法律制度。[参见张文胜:“论我国法律行为转换的法律构造——以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第3299号民事裁定书为解释背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39页。]

  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处理方法是“可以”为之而非“应当”为之,其适用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正如法律行为转换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合乎当事人意思表示,凸显意思自治的私法理念”,《九民纪要》第42条作类似规定亦是为了保障当事人选择主张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自由。因而法院不得任意采取第二种处理方法,不然就偏离了本意。对于当事人依据可撤销事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法院是否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以便当事人更改诉讼请求?法院应当予以释明。根据民事诉讼证据方面的司法解释,[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第1款。]法院对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与当事人的主张不一致时,应当向当事人作出释明。[任重:“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标准——兼论‘证据规定’第35条第1款的规范目的”,《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142页。]结合前述司法案例,对于此类案件,法院在裁判说理部分都会予以告知。一方面,多数当事人对于法律知识了解并不深刻,难以精准有效的判别;另一方面,为了减少诉的积累,节约司法成本,也应当对当事人予以告知。因为法院即使释明,最终的选择权仍然掌握在当事人手中。

  六、结语

  《九民纪要》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现行法律精神,符合基本法理,贴近我国国情,努力平衡各方利益。《九民纪要》的公布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提高司法的权威性。其中,《九民纪要》第42条更是面向民商事审判中的前沿难题和争议性问题,密切关注民法典等法律在制定和修改过程中的最新进展,密切跟踪民商法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从内容上看,《九民纪要》第42条明确了合同撤销权的行使主体是当事人,而人民法院不应当依职权撤销合同;将抗辩视为合同撤销权行使的方式之一,并遵循立法上当事人限于通过诉讼(或仲裁)行使合同撤销权的规定;对当事人依据可撤销事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给出了处理意见,且方式较为合理。从表述上看,《九民纪要》第42条“由当事人行使”“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表述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而“不应当”“不能”“可以”的表述则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自身权力的自觉约束。从社会意义上看,无论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当事人通过抗辩行使撤销权,还是采用更为灵活的方法处理当事人依据可撤销事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都有利于降低当事人的诉累、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和提高司法工作效率。但《九民纪要》并非司法解释,有关部门应当据此加强立法工作,建立起更加完善合理的合同撤销权行使的法律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