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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方法大全-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时间:2021-04-01 10:31:24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长期存在。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来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长时间叠加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会加大省域金融风险,不利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和完善。债务风险的持续增加,会传染到金融体系,威胁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也必定会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

  首先,分析了我国各省地方政府性债务和金融发展的现状。通过分析可以了解到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庞大,可能因为债务规模与财政实力不匹配、债务偿还权责不清、资金和负债的期限不匹配等问题引发债务风险。同时,由于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所以我国各省份之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其次,利用地方政府市政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地方政府预算内资金投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投资的资金和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盈利现金流入指标对金融危机后2009—2016年我国30个省份地方政府新增债务规模进行测算。结果发现我国各省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新增债务规模差距十分明显,新增债务规模较大的省份主要是财政收入和GDP较高的省份。

  然后,从宏观经济风险、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风险角度构建了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09—2016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结果发现证券市场活跃、房地产行业过热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发达的省份的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得分较高。

  最后,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量、债务增速和负债率都对本省的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债务新增量对本省的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量、债务新增量、债务增速对相邻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只有地方政府负债率对相邻省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较之于对本省的影响,对省区间的影响更为明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在我国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中,需要关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溢出效应,对风险溢出路径和作用渠道进行重点监管。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为更好的阻止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扩散到区域金融系统,需要建立健全切实有效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体系,并提高地方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与此同时要弄清楚当地政府与省域内金融体系的关系,增强和加大金融系统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外溢行为的制度约束力。该论文参考文献38篇。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与金融部门风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央

  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曾指出,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可能直接转化为金融风险。另一方

  面,金融部门对债券的持有意愿也会影响债务的发行和展期,如果金融部门不承

  接地方政府债券,也会对地方政府资金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金融部门的风险也会对债务风险造成影响。另外从数据上来看,地方政府性债务

  主要来自银行贷款、BT、发行债券等,金融机构依然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主要资

  金来源。截止2013年,银行贷款总额为101187亿元,比2010年增加了约20%,

  约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57%。截至2017年底,商业银行持有87%的地方政

  府债券,依然是地方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债务负担、制度安排、财政关系等方面探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成因。吸取国外一些有关探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成功经验对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与金融部门风险十分重要。

  (一)国内研究现状

  王锋等(2016)在《省域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论述了研究发现国民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对政府性债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较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省域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的问题。为本文研究如何地方政府性债务如何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影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马金华和刘锐(2018)在《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也表明了财政分配关系不合理、地方税体系不完善都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主要成因,为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杨林和侯欢(2017)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再思考》一文中从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风险、结构风险、管理风险、偿债风险四个方面测度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这些都有助于本文从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现状出发,结合国外有关资料,探讨防范风险相关经验,为我国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重要的启示。

  张子荣(2015)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从资产负债表角度》中通过对结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内涵,编制了我国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从净资产、资产负债率、债务负担率等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研究,同时借鉴国外政策性机构的改革发展的经验。借鉴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研究方法,从规模、关联性、复杂性和跨区域性四个维度建立了系统重要性地方政府债务识别指标体系,对不同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识别和区分,并依此进行重点监管与债务风险防范。

  傅强等(2015)在《基于面板数据和动态Logit方法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选取1990到2012年间美国、墨西哥、

  阿根廷等6个国家典型的金融动荡时间为样本,从宏观经济、金融变量和对外关

  系三个层次,选取进出口增速、工业产值占比、股指变动率等11个指标,进行

  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价格水平、货币供给等4个主要因子。

  (二)国外研究现状

  Hatcher(2014)在《Indexed versus nominal government debt under inflation and price-level targetingg》中阐释了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是债务风险的诱因,认为政府

  债务风险问题的产生与债务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关,这些有助于我国借鉴其中的有效性方法。

  Hildreth和Miller(2002)在《Debt and the Local Economy:Problems in Benchmarking Local Government Debt Affordability》中论述了结构调整方案的措施,政府债务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联系十分紧密,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行为一方面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与此同时并不是举借债务越多越好,当债务数额达到一定规模时,也就可能形成债务风险

  Bank等早在2011年就在《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Market Economy》一文中探讨了政府管理者对债务的管理缺少激励,提出行为敏感型政府债券,限制政府债务规模的膨胀,采取主动自利方式发展经济,从源头防控政府债务风险。

  Paltalidis等在2015年就在《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systemic risk and contagion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network》研究金融危机在欧元区银行的传播途径并结合系统性风险的特征得出欧元区银行持续呈现明显脆弱的特征,这不利于该区域金融抵御系统性的风险。

  Frankel和Rose在1996年就在《Currency crashes in emerging markets:An empirical treatment》建立FR概率回归模型,选取105个发展中国家,在1971年到1992年间发生的典型的货币危机时期的数据作为样本,得出的结论是危机在产出增长率、FDI与债务之比低、而国内信贷增长、国外利率水平高的国家发生的可能性更高

  二、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逻辑

  一方面,经济增长伴随着投资支出。随着投资规模不断加大,当出现资金缺口时,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也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只能通过举债来满足政府支出。同时地方政府作为中央和地方纳税人的双重代理人,将举借的资金投入到市政领域建设中,既提高了地方政绩,又能满足地方纳税人改善生活基础设施的需求,这些都在促使地方政府不断举债,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持续的增长。

  另一方面,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权利和责任的分离,上级政府存在隐性担保,地方政府预期中央政府会对其举债行为进行兜底,这就导致了债务风险自下而上不断向中央汇聚,而且风险可能会层层放大最终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另外,由于晋升的官员不用对之前的举债行为负责,所以其在任期内会通过盲目举债等行为来快速获取资金,提高基础建设等支出促进经济发展,完成考核目标,以求更快晋升。下一任官员依然会采用同样的方式,这就造成了债务不断积累,债务规模不断扩张。

  虽然地方政府与地方金融机构关联密切,但是如果地方政府通过借贷关系将债务风险传导至金融体系,那么金融系统就一定存在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软约束。这种软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地方政府有着较高的信用,违约风险非常低,银行作为经营主体为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贷款是其出于收益最大化目标的理性选择。二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地方金融机构隶属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决策受到行政因素的影响,不完全是独立的经营主体。另外,金融机构的部分决策者出于晋升压力和某些隐性收益的考虑,拥有强烈的动机为地方政府提供贷款支持。在这种直接的媒介关系与金融机构软约束下,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扩张可能会对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负的外部性影响,这就降低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表现,进而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金融机构偿付能力下降,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利益动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分权为特征的“中国式分权化”,加剧了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1994年开始分税制改革,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为了在地方经济排名能够领先于实力相近的省份,同时也为了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而大量举借债务期望在短期内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在实际操作中己经突破了原《预算法》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发行的法律限制,并累积了大量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出于对政绩的追求,地方政府通过扩大政府债务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某一区域对于债务的承受能力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息息相关的,债务超过了一定水平就很难再进一步扩张,这就会降低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所以地方政府需要将风险向外转移以便获得更多的债务举借空间。因为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权利和责任的时空分离,将债务风险向外转移,地方政府就可以分散其积累和应承担的债务风险责任,这也是地方政府向外传导债务风险的重要利益动机。

  (三)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路径

  我国地方政府对于资金需求量巨大,而且因为政府较高的信用,违约风险非常低,银行作为经营主体为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贷款是其出于收益最大化目标的理性选择。另外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地方金融机构隶属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决策受到行政因素的影响,不完全是独立的经营主体。

  以上原因共同促成了地方政府债务集中来源于银行贷款的局面,同时也加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一旦地方财政出现问题,就无法及时偿还银行贷款,导致了不良贷款和坏账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此外,银行资金主要来自活期存款,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投向多为市政基础建设和公益性项目,市政项目投资大,回收期长,公益性项目营利能力差,这就产生了活期存款与中长期贷款的期限错配问题,进而引发流动性风险。新《预算法》出台后,政府通过发行城投债进行融资,截至2017年底,银行持有87%的地方政府债券,依然是地方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如果债券投资的项目不能按时盈利,地方政府就很难及时对债券还本付息,也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

  房地产泡沫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其中土地出让价格上涨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土地出让价格上涨提高了房地产开发成本从而导致房价升高,房价升高进一步吸引投资者投资房地产,这便产生了房地产泡沫。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土地出让金连创新高,2017年国有土地出让收入4.14万亿元,同比上涨35%,所以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土地财政来偿还债务。但是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研究表明土地财政收入和房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房价一旦下跌,会直接影响到土地出让价格,甚至出现土地难以出让的情况。所以,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土地出让出现问题,地方政府很可能陷入财政危机,无法按时偿还债务,使得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幅增加,影响银行的正常经营活动,甚至威胁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

  新《预算法》的实施加大了地方融资平台通过银行等传统融资渠道的融资难度,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央政府规定的地方债务规模和结构,不能满足地方政府履行其经济和社会职能的需要,所以地方政府为满足当地市政基础建设的需要,转而通过发行城投债或信托等融资手段获取资金,在这些融资渠道中,影子银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子银行提供的多为短期的银证金融合作模式产品,明显与地方政府长周期的基础建设项目形成了期限错配,这便加大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土地出让金连创新高,所以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土地财政来偿还债务,但是土地出让对宏观经济和政策的变化十分敏感,如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市场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就很难按期偿还债务,就会产生违约风险。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因期限错配和偿还能力等问题很可能将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风险将逐渐积累,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省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与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和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分析首先要了解其现状。下面首先根据2013年底国家审计署对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结果,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整体概况以及各省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具体情况;然后根据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金融统计年鉴,分析了我国省域金融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

  (一)省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现状分析

  从债务构成上来看,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比最大,高达60.85%,此类债务是地方政府需要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占比14.9%,比例最低。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占比24.25%,但是在2010年的审计结果中,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占比仅为15.55%,随着我国新型举债方式的发展,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比例明显上升,债务量也不断提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约束,梳理清债务权责,防止发生道德风险。

  围

  图3-1-1 2017年政府承担的债务比例

  从举债主体上看,融资平台公司举债占比37.44%,是举债最重要的主体.自收支业单位、公共事业单位举债较少,分别占比3.18%和1.14%。从举债主体的类型还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还存在“政企不分”的现象。政府部门和机构举借的债务占比28.4%,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举借的债务占比10.62%,说明存在地方政府利用国企或者自身名义进行债务融资以获得资金的现象,这种行为会造成债务偿还责任不清,加大偿债风险。

  图3-1-2 2018年举债主体

  (二)各省域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1、全国各地金融业增加值

  图3-2-1 2017年各省金融业增加值(单位:亿元

  从图3-1可以看出,我国各省金融业增加值差异十分明显。在金融业GDP方面,广东省和江苏省分别以6853亿元和6784亿元遥遥领先,其次是上海、北京和山东省。但是从金融业GDP占比方面可以看出,上海(17.4%)和北京(16.6%)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省份。而金融业GDP第一的广东省只有7.64%,金融业增加值对省域经济的贡献度不够,会导致金融业出现“大而不强”的局面。

  此外,西部各省的金融业GDP均不高,这与宏观经济实力相对落后有密切关系。但是,青海和宁夏的金融业GDP达到了10.46%和9.14%,超过了广东等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可能存在过度金融化问题,金融业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求,地方政府也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使得省域金融发展为地方实体经济服务。

  2、全国各省金融机构实力

  金融机构实力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上。从图3-8可以看出,坐拥广州、深圳两大金融重镇的广东和大批金融机构、大企业总部聚集的北京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机构实力遥遥领先,分别达到了227089亿元和221995亿元,上海、江苏、浙江紧随其后。上海虽然在资产总额上落后于广东和北京,但是从法人机构数量这项指标看,上海拥有银行类法人机构207家,券商法人数17家,公募基金法人机构数57个,占全国一半,金融机构实力不容小觑。

  金融机构实力最弱的三个省份是宁夏、青海和海南,均未达到20000亿元,不到广东、北京的十分之一,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1710亿元)。金融法人机构数也均不足50家,金融机构实力较弱。

  图3-2-2 2018年各省金融机构实力(单位:亿元)

  从上图可以看出,2012年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付息负债总金额为217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146.2亿元,可见农发行的运营还有待加强。其中,金融债券发行占绝大多数,占68%,人民币存款(含同业定期存款)余额占20%,其余为人民银行贷款,占12%。因此,需要对政策性金融方面加强运营和监管。

  3、全国各省融资能力

  社会融资能力主要体现在社会融资规模上。从图3-9可以看出,广东以22091亿元位居第一位。拥有深圳、广州两大城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广东,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方面优势十分明显,人民币贷款、信托贷款、股票市场融资方面能力相对较强。紧随其后的是江苏、浙江和上海,依托于其较为发达的经济水平,所以融资结构较为多元,在企业债券、信托贷款以及股票市场上都体现出了很强的融资能力,而随着科创板落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的融资能力将会进一步的提高。与此同时,金融业增加值和金融机构实力较强的北京融资能力却偏弱,因为与广东和上海相比,北京没有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所以在融资能力上就有所欠缺。

  相对于以上社会融资能力较强的几个省份,我国中西部大部分省份的融资规模普遍较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940亿元),规模最小的海南仅为856亿元,而且大部分省份高度依赖于银行贷款,融资结构单一。

  图3-2-3 2018年各省融资规模

  4、全国各省资本化水平

  省域内的上市公司数量和在股票市场筹资规模上可以反映他们的资本化水平。从图3-2-10可以看出,浙江省A股筹资额1520亿元,位列第一,拥有上市公司415家,位列第二,仅2017年一年,浙江就有87家公司上市,平均每两个交易日就有一家企业IPO,资本化水平不断提高。广东拥有上市公司571家,位居第一,A股筹资额1305亿元,位居第三,资本化水平依旧保持着较好的表现。此外,北京、上海和江苏的资本化水平也相对较高。除了以上五个省份之外的我国其他省区的资本化水平均较低。上市公司的发展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资本化水平也体现着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的状况,如何利用好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提高资本化水平,是我国各省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图3-2-4 2018年省区内的上市公司数量和在股票市场筹资规模

  四、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模型构建

  首先计算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速=当期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长额/上期期末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该指标越高,说明地方政府的负债增长率越高。地方政府负债率=地方政府性债务额/当年GDP,该指标越高,说明地方政府的负债越多,还债压力越大。其次,为了消除量纲上的差异以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二)空间权重矩阵选择

  1、地理特征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邻接标准认为,只要是邻接的空间单元就存在某种关系,不邻接的单元就不存在关联,这在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研究中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我们不能认为一个区域与其他不相邻的区域完全没有关联,不存在任何联系,也不能认为其与相距不同距离的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相同的。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地理距离标准构造空间权重矩阵,选择使用一种常用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公式4-2-1),其中d是两省区省会位置之间的距离。

  公式4-2-1

  2、经济特征空间权重矩阵

  以地理位置差异反映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与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联系及其强度仅体现了地理邻近特征的影响。地方政府性债务与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联系,肯定不可避免的受到区域间经济差异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有必要从经济特征角度构造空间权重矩阵,从而客观、全面的表征地方政府性债务与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联系。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有很多形式,本文选用的方法是对两省之间GDP差值取倒数,这也是目前研究中较为常用的一种。GDP差异越大权值就越小,GDP差异越小权值就越大。

  公式(4-2-2)

  3、嵌套空间权重矩阵

  在现实中,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不同的,往往经济发达的省份的影响力更大,但是公式4-2-2和4-2-3中的交互作用是等价的,所以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参考李婧等(2010)的研究方法[99],把地理特征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特征空间权重矩阵二者结合,重新建立了一种能够同时反映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

  公式4-2-3

  其中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表示考察期内i省的GDP。表示考察期内所有省区的GDP

  (三)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空间计量之前,首先需要检验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如果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空间相关性,则说明可以基于以上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究。Moran’s I是度量空间相关性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如4-3所示:

  公式4-3

  其中ix表示省区i的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n为省区数,?为空间权重矩阵。

  图4-2Value of Moran I

  Moran’s I的取值范围为[-1,1],I越趋近-1说明区域间空间负相关性越强;趋近0说明在空间上呈现无规律的随机分布,区域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越趋近1说明区域间空间正相关性越强。本文利用上述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相关性,数据表明在嵌套空间权重矩阵下,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相关性最为显著。

  五、研究结论、建议、不足与展望

  本文就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能否演化为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命题,围绕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传导进行研究分析,发现了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情况,为防止债务风险扩散到金融系统以及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研究结论

  1、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进行检验

  (1)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量、地方政府性债务新增量、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速

  和地方政府负债率指标都对本省区域内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着显著的影响。

  (2)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量、地方政府性债务新增量、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速指标对于经济上相邻的省域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不存在空间外溢效应。

  (3)只有地方政府负债率指标对相邻省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较之于对本省区的影响,负债率对区域间的影响更为明显,地方政府负债率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4)相比于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量、地方政府性债务新增量、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速,地方政府负债率指标更能全面的反映债务风险,它的影响不止局限于本地区,而且可以对外部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对我国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中,需要关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对省域金融系统的溢出效应,对风险溢出路径和作用渠道进行重点监管。

  2、创新点

  一现有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主要以宏观和微观的国家和机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却少有涉及。本文则从省域角度入手,重点关注于各省的状况,以各省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研究对象。

  二本文从地方政府性债务角度进行分析,考虑到了空间溢出效应,从空间层面揭示地方政府性债务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在关联,系统地研究了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影响,并提出防范风险的可行建议,为防范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演化为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依据,进一步拓展了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和省域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的研究思路。

  (二)政策建议

  1、建立健全完善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体系

  在这之前,我国政府一直采用不合理的监管标准去监管政策性银行的运行状况,除了衡量其运行的稳健性,几乎不会去考虑政策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受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影响所致。因此,在这一改革方案中,我们的政策性银行需要按照节约成本、低利润、风险防控、突出国家战略服务的原则进行绩效评估。因此,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可以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

  2、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负债率

  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设立以来,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监管条例指向性不足,导致执行能力差;部门效率低;现存的法律条例不适宜,缺乏顶层设计等。在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方针政策下,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规章制度设定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目前来看,要及时修改政策性银行的监管条例和相关规范,即刻制定政策性银行审慎管理制度。而从长远来看,应站在国家角度对政策性银行实现立法,这些将有利于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其职能,实现设立的初衷。

  3、加强金融体系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外溢行为的制度约束

  目前,Camels在商业银行的风险评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主要是对商业银行的管控能力和风险预防进行评价。不一样的是,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实施国家的政策性项目。这样,Camels风险评级方法就不能很好的体现政策性银行的风险管控情况。因此要探寻适合评价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评级方法,不仅要考虑服务于国家的重点战略方针和薄弱之处,还要涉及风险管控状况。在能够有效监测、评价风险的前提条件之下,认真推进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实现为国家服务的战略目标。